鲁迅自我评价 篇1
鲁迅先生的视角：“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也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关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豀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再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联想。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阴惨惨”的感觉?他发现，中国的女子原来受压制的，现在有了权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压制“毫无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婆婆又来压制新的媳妇。这种婆媳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现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现了。他发现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的现代妇女终于不能摆脱“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备受蹂躏的“运命”!——正是这样的发现如梦魇般压在鲁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产生了这样的幻觉——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
鲁迅自我评价 篇2
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
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的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就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
鲁迅自我评价 篇3
在高远东那里，一是不断从当下的问题意识里寻找与“五四”启蒙传统的对话形式，一是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他从未将鲁迅传统与胡适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他们视为文化生态的两翼。“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个通俗的比喻又用来形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价值。这就和各类流行的思想隔离开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后者则从知识界的分化里，发现新的知识群落的悖论。比如后现代论者急于颠覆启蒙以来的理性逻辑，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恰恰是他们在出发点上要否定的存在。历史正重复着“五四”前后的景观。人们在呼唤建立什么的时候，又开始丧失着另一种资源。
而鲁迅绝不是这样。高远东在一种当下的焦虑里，进入了对鲁迅的深度读解。他发现鲁迅在面临那个年代的话语氛围时，一直持一种冷静的批判姿态。即常常从流行的确切性的话语里发现他们的悖论。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要穿越这个悖论。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鲁迅的可能性》解释了“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的逻辑过程。特别是“互为主体性”的提出，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发现。鲁迅思想原点的这一个元素的发现，为真正还原棘手的价值难题创造了一种可能。鲁迅不是在“是”与“不是”中讨论主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立人”的过程中，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逻辑，把“主观”、“自觉”发展为“反诸己的内省”。
鲁迅自我评价 篇4
鲁迅先生之死，应该说，这是世界的损失，不是单独中国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位文化战士，艺术巨人，怀着永久哀悼的，也不仅是中国人。
当鲁迅先生死时，我正在东京，记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开《读卖新闻》，一个鲁迅先生的像，一个《亲日文学家鲁迅之死》的标题，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个震悸。
哦!鲁迅先生死了!这战士，他舍我们而去了，他永恒的休息了。
同我邻室的一位朝鲜文学家金时昌君，是我们帝大的同学，他在编辑一个进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学杂志。在洗脸时，遇见我，他以哀戚的声音，向我说：“鲁迅様死了!”
“是的，鲁迅様死了!”
我回答着。我们的眼都红红的。我继续说：“鲁迅様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
“是的，我们朝鲜人，有正义感的朝鲜人，对于这位巨人是不能忘记的。”
说着，我们相对流下泪来。
鲁迅自我评价 篇5
1920xx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1933年因反对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以至于牛兰夫妇这样的共产国际间谍亦在同盟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 ③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④《独立评论》鲁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讽，似已脱离就事论事的原则，而掺杂着对胡适的个人成见在其中了。
鲁迅自我评价 篇6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人们喜欢清谈，各类沙龙十分活跃，可是几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个人躲着读周易、鲁迅、金庸之类的书。偶和同事见面，语惊四座，神秘的玄学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人们才发现了他诱人的才华。我读了那篇论文，很长时间不敢去碰鲁迅，因为自知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能从容地解析那个世界的。
对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种思路代替了。我曾经想，讨论鲁迅也不妨多一点野性或文艺学科以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被学科意识所罩住，同义反复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这个范围。
鲁迅自我评价 篇7
如果把鲁迅在《采薇》、《出关》、《起死》中对儒道的批判与在《非攻》、《理水》中对墨家的承担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他承担着墨家的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对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鲁迅肯定孔子的“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却”和“徒作大言”的空谈，更反对夷齐专事“立德”的“内圣”路线和庄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视野或古或今，领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识、宗教，焦点却始终凝聚在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的连带整合上，而这一切又与其贯穿一生的兴趣——寻求“立人”乃至“立国”的方法直接相关。而所谓“中国脊梁”和“夏道”，就成为鲁迅后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会形象。正是通过它的确立，鲁迅才解决了儒家囿于道德与事功的难局而无法解决的道德合理性问题，解决了道家囿于思想和行动的难局而无法解决的知行合一问题，解决了早期思想就一直关注的信念与责任的连动、转化问题，才为其追寻“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更加切实的答案。
鲁迅自我评价 篇8
对于鲁迅受俄国作家影响的情况，后期也与前期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说前期评论的基调是鲁迅从模仿果戈里的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后期则强调鲁迅始终受到俄国作家全方位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契诃夫的短篇讽刺小说，其次是果戈里的怪诞艺术手法，再次才是高尔基的人民性精神。另外，以《野草》为代表的抒情性较强的作品则明显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
以上就是苏联对鲁迅研究的基本情况。总的来看，斯大林时代的鲁迅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系统的研究了鲁迅作品中革命思想发展和艺术手法的进步，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独树一帜，也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前鲁迅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斯大林时代鲁迅研究则强调从“纯文学和纯艺术”的角度研究鲁迅，呈现出了背离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接轨的趋势，独特的地方主要是强调俄国作家对鲁迅影响的方面。就笔者个人来看，认为斯大林时代的鲁迅观比较全面和客观。
鲁迅自我评价 篇9
鲁迅和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在《北平笺谱》中选入陈师曾和齐白石的笺纸画若干。鲁迅独撰《北平笺谱》一书的序言，罗列包括齐白石在内的诸位画笺高手的大名。另外，在与郑振铎编书通信里几次提到过齐白石，1933年2月5日的通信里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笺谱，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特别是在他与郑振铎共同拟写的发行《北平笺谱》的广告词里，又说：“三十年来，诗笺之制作大盛，绘画类出名手，刻印复颇精工。民国初年，北平所出者尤多隽品，抒写性情，随笔点染，每涉前人未尝涉及之园地。虽小卡短笺，意态无穷。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这些，都算作他正视和审看齐白石的明证。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他评论与欣赏的视觉，始终不离从木刻艺术的主流和木刻发展的主题着眼，因为画笺在版刻艺术一脉里独具一格。周作人则不一样，他除了民间艺术、古代艺术之外，似乎没有鲁迅特别地要搜求外国画外国艺术品的兴致。他却正视国画中的文人画，由衷钦敬同时代的陈师曾和齐白石。他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一文里这样说：“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话虽旧，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见吧。手边适值有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影印本二册，翻阅一过，深觉得这里有社会的意义，学问与艺术的价值，不是一般的画师所能到的。”他还特地求齐白石治印，又精心保存齐白石的印章。周作人在和俞平伯的通信里表示，因为只有名家齐白石的两三方印，名印过少而深觉遗憾。
鲁迅自我评价 篇10
理解鲁迅很难。我自己对那里的许多东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传统的关系究竟如何，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因为鲁迅在文本里对其表述是明暗变幻不已的。在我看来这里也存在一个精神的暗区。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同样吸引了高远东。八十年代末他有机会看到鲁迅的藏书，对其知识结构兴趣浓浓。鲁迅藏品中的各类野史与乡邦文献，似乎都在注解着其对儒道释的态度。但那逻辑过程究竟怎样，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则需要花费大的力气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鲁迅，不能不回答这个难点。像发现了“互为主体”的概念一样，高远东从分析《故事新编》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与鲁迅的联系，找到一个令其会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仅是审美的穿越，也是一种哲学的关照。把文本引进哲学语境来讨论，是大难之事。但历史故事背后那个精神隐喻对作者才是重要的。高远东阐释鲁迅对儒家的态度时，用的是悖论的眼光。他发现鲁迅用儒家的价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伦理的神圣性的丧失，以及内在的不合理性。在现代意义上儒家思想何以显得蹩脚，小说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断的先验性与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鲁迅借小说讽刺了这一虚幻性的存在，其实是想绕出几千年来的误区，设计着个人化的精神途径。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时，作者对鲁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阐释也颇为精妙，是他的创造性的书写。《铸剑》的分析与《非攻》、《理水》的读解，多惊奇之笔。从故事的人物与意象到哲学的盘诘，并无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径通幽，水到渠成。将鲁迅吸取传统文化的特别的一面昭示出来，给人颇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价值大概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不涉虚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献身精神。《故事新编》里常常有着类似的意象：黑衣人的果敢决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业之举，在鲁迅看来有着希望的闪光。从这些人物的材料运用与理解上，鲁迅把一种旧文明中殊为可贵的遗绪打捞出来。
鲁迅自我评价 篇11
鲁迅对他自己的，以及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还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1920xx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收《集外集拾遗补编》);一篇是1920xx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篇文章是鲁迅经历了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思考的总结。
先看《关于知识阶级》。他首先提出要警惕“打倒知识阶级”的思潮：“知识就仿佛是罪恶”，“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鲁迅在《知识即罪恶》里就批判过这样的反智主义的思潮。鲁迅在这里正是提醒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绝对不能导致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这是反思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存在着反文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土壤的。鲁迅的警戒自有很大意义：近半个世纪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义的大泛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大摧残，正是证明了鲁迅思考的超前性。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总能从某些“高论”中，看到反智主义的幽灵。
鲁迅自我评价 篇12
但到1956年，胡适却又突然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据学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⑧周策纵的这段回忆，近年来已成为诸多鲁迅研究者在评价鲁迅时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学者据此认定，鲁迅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林曼叔)。“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开讨论。但鲁迅当年在《论“第三种人”》中嘲讽胡秋原时，是丝毫见不到“自由主义”气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自由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自由存在。鲁迅的意见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阶级斗争”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恐非胡适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填平。
鲁迅自我评价 篇13
“在不触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思想家的前提下，我们是无法讨论20世纪的中国的。”
在社会主义政权正式建立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上述这句话表示了认同，从而表达他们对于使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的革命思想的敬畏。但是最近，中国国内开始有了“消除鲁迅”的趋势与行动。主管发行大部分中小学生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今年9月份的新学期开始，删除了初一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散文《风筝》。
出版社和一部分教育界的相关人士这样解释道：“(鲁迅的文章)内容难度太大，学生无法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学习产生了厌恶”。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对于删除这部被誉为鲁迅散文中的精品的作品的原因，显然是无法让人释然的。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时被(从课本中)删除时用的也是同样的依据：在十年和六年前，上海市和北京市都以“对学生来说难度太大”为由分别从初中、高中教材中删除了该作品。
事实正是如此：1920xx年之后曾经先后有130篇鲁迅的作品被用于教材中，但是到现在大约只剩下了15篇了。作为足以让中国自负的思想家乃至革命家，并且同时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的鲁迅，为何会遭受如此这般的冷遇呢?这真的是为了给学生减负的措施吗?
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们还得回归到其作品内容当中。1920xx年发表的《风筝》，讲述了鲁迅折磨不会放风筝的的弟弟的故事。通过回顾幼时对待弟弟的所作所为，他谴责了自己的良心。但是鲁迅真正想表达的是，无法抵抗来自兄长不当的压力的弟弟，和让弟弟变成这样的家长式的封建秩序，从而进一步揭穿了封建社会的暴力性。
被学生所熟知的《阿Q正传》也是一样的。早于《风筝》两年前发表的这部小说，通过阿Q这位最底层的农民工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通过阿Q受辱而不知反抗，甚至被小偷逼迫到被枪杀的命运，激烈地批判了中国民众的愚昧。
90年后的现在，中国社会正在与腐败和网络谣言进行战斗。(政府)本想着把腐败怪责为不受监督的封建权力的产物，然后把管制谣言作为防止扩散不满社会言论的一种措施。但是反观而言，这说明了现在民众还是存在着鲁迅当时所揭发那种，无法抵抗的社会星的封建愚昧。
所以中国似乎担心着，作为受到封建压迫的代表的阿Q，是否会转而成为对于体制的一种抵抗。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这些)不能写，不能说的话，对于学生而言，是否在其中存在着国家的未来呢。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鲁迅自我评价 篇14
民国元年，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带着鲁迅以及其他人，专门前往了总统府，拜见袁世凯，这时的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可谓是春风得意。
鲁迅先生说：“这是我和袁世凯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袁世凯和自己并不熟，但我对袁世凯的印象非常深，他和其他军阀完全不同”。
那么他们作为同代的历史人物，鲁迅是如何评价袁世凯的呢?“只有袁世凯才知道，怎么样对待知识分子，才能更加巩固统治，其他统治者见识太过短浅，不值一提”。
仔细看看这段评价，不仅仅是肯定袁世凯，褒奖之意也是非常明显。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晚年说出这句话后，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吃惊。
实际是不止是鲁迅对袁世凯有高度评价，鲁迅老师章太炎也曾公开评价过，“袁世凯作为一个统治者，我戳着他的眼珠子骂他，他都熟视无睹，换了其他人恨不得弄死我”。
似乎历史上和袁世凯同时期之人，对其评价都非常高。如果仔细去了解历史，你会发现袁世凯是非常杰出的，他在民国时期的所作所为，任何人都无法比拟。
鲁迅自我评价 篇15
我到帝大去，在参考室内，遇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同学，有的人在翻阅鲁迅先生的遗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增田涉的译本。他们看见一个中国人的我，仿佛想慰唁似地说：
“鲁迅様死了，留着这些宝贵的遗作的鲁迅様死了;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学教室去，史学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这样表示着叹惋的意思。而文哲学系中的护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齐藤君，几个平时特别欢喜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着悲戚，这些悲戚是发自内心的。
这之后，我很留心去搜集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改造》、《中央公论》、《日本时论》等较大的杂志中，都登载着哀悼的文章;《中国文学月报》并且出过一个特辑。有些画报中，印有先生的遗照和手迹的，我也买得来。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时藏先生的遗墨刊布出来。在国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文字，登在《帝大新闻》上。这一些统计来不下二十几篇文字吧!搜集来的杂志画报和剪贴的报纸，现都已经散失了。
鲁迅自我评价 篇16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 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 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 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鲁迅自我评价 篇17
①古大勇，《一个学术命题的“前世今生”——大陆与港台学者对“鲁迅与自由主义”命题的言说》，《上海鲁迅研究 20xx年 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xx。②③谌旭彬，《鲁迅当年，如何痛骂胡适?》，短史记第519期。④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⑤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⑥⑦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2 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1999年7月31日，旅美学者周策纵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曾作诗云：“‘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新犹。”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见：林曼叔，《文学岁月》，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xx，P159-160。⑨鲁迅，《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⑩胡适，《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11)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12)1957年7月26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胡适如此解释自己返回中国台湾：“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13)鲁迅，《无声的中国》，1920xx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鲁迅自我评价 篇18
在三十年代，胡适也已不再将鲁迅视为思想上、政见上的同路人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⑤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⑥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显见在左、右立场上，胡适自认为与鲁迅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