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古今中外，坚守责任的人比比皆是。
刘备因政治需要三顾茅庐，不耻下问，虚怀若谷，诸葛亮对此感恩涕零，从而“志决身坚，不计利钝”，把“兴复汉室，恢复中原”作为自己的责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仍殚精竭力地扭转时局，使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更因有先帝临崩托孤之恩，当时，他立即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又说：“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诸葛亮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把北定中原当作自己的责任，并且为此目标殚精竭力。“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把所受之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以至达到了不达目的则“夙夜忧叹、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程度。此后诸葛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恢复中原，兴复汉室”的责任。
美国最著名的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学校的座右铭只有三个词：责任，荣誉和国家。这所纪律严明，竞争无处不在的学校的理念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军官才是有竞争力的军官，有竞争力的军官才能为荣誉和国家而战。以责任为座右铭成就了一个学校。
一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心脏病，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里，他做了三件事：一、把车缓缓地停在路边，并用生命的余力拉下了手动刹车闸；二、把车门打开，让乘客安全的下了车；三、将发动机熄灭，确保了车旁乘客行人的安全。做完了这三件事，他安详地趴在方向盘上停止了呼吸。他就是大连人黄志金。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普通的司机，而他那份高度的责任心却带给我们极大的震撼。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而西点学校，诸葛亮和黄志金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置责任于不顾的也大有人在。执法者不负责任，冤假错案便常常出现；领导者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现象便层出不穷；承建工程者不负责任，“豆腐渣工程”便屡见不鲜。这些形形色色的不负责任的人，虽然会靠着投机取巧之术暂时得到一点蝇头小利，但最后却将自己送上不归之路。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知道有尽责的乐趣。”我们应把责任看做一种爱的表达，时刻坚守自己的责任，不虚度一生，这样，在临死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那么，有这么多好作品，你怎么还认为今年的散文英雄末路了呢？
前面说过，顽韧坚守在萧瑟中的红柿子，只是个别的。
大部分作品呈现的是一张读者看熟了的老脸，可以用两个字以蔽之——“老旧”：题材老旧、思维老旧、写法老旧、语言老旧、人物老旧、故事老旧、抒情老旧、说理老旧，甚至连激情都老旧了。哎呀，我们今天的散文可能是有点问题了，怎么老是重重复复的写法，为什么老是“吃了吗”“天儿不错”那一套熟络的寒暄呢？
甚至有些优秀的小说家，写小说时神采飞扬的，怎么写怎么有，可是一到散文领域，身体就僵了，失去了自我，只会像描红模子似的跟在前人的屁股后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去到某某地方，看见风了看见雨了，看见山了看见河了，然后讲个故事或典故，再然后议论一番，抒情若干，得，齐活。
我们编辑最怕的就是这种流水账，特别是老黄瓜刷绿漆的文章，避之惟恐不及。而现在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指数的节节上升，有些作者还把他们的疆域扩大到了海外，最常见的就是这么几个地方：克里姆林宫广场、卢浮宫、莱茵河畔、马克思墓地、比萨斜塔、埃弗尔铁塔、悉尼歌剧院、好莱坞……这些地方别看我都没去过，可经过一篇又一篇稿件的学习，简直比去过的先生女士们还知之甚多。就在昨天，还又有个电话找我，问曰：“韩编辑，你们要不要国外观光的文章？”我赶紧一口回绝“不要 ”其声音之急促之高亢、其态度之生硬之顽劣，大失风度，弄得办公室的同事们直笑我。
其实，我觉得有些文章多用点心血，完全是可以写好的。比如XX年的一道独特景观，是全国各地普遍兴起邀请作家采风，写散文，以此宣传地方工作成绩。这是好事，笔者也参加过多次，亲眼看到近年来祖国各地建设的飞速发展，现代化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建成投产，现代化的农业生态基地一个比一个绿意盎然，中小城市的建设一个比一个漂亮，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每次都看得我热血沸腾，不用人催就拿起了笔。但我从不乱写，不草率，我对自己的要求依然是“散文”二字，必须要在文学的琴弦上拨动心灵地歌唱。托尔斯泰曾经说过：“除非有一股沛然莫之能驭的冲劲，要你握笔疾书，否则身为作家，绝不能轻易下笔。”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今年里，谢冕的《个旧的春天》、王蒙的《今天的延安》、叶延滨的《到那遥远的地方》等，都是这样具有“散文意义”的采风美文。
怕就怕糊弄，漫不经心，对付事。或者不能写强自为写，为了名声和稿费而写，为了职称而写。还怕有些人士勤勉刻苦过度，对自己严格要求太甚，每天必须写出两千字三千字之类。我觉得文章跟生命的定数有关，万物能量守恒，绝不能写得太快，不然肯定就江郎才尽了。可是啊，试看今日之散文文坛上，到处充斥着这些率尔操觚的文章。
比如，旧人旧事，来来回回地说，即使加上许多文学的佐料，也嫌絮叼。
比如，身边琐事，我的狗猫我的书房……即使抹上文化的光芒，也是你一个人的展览。
比如，时尚小资的话题，口红呀、项链呀、精品呀、酒吧呀，那种有钱没钱都显摆的“文化姿态”，充分显示出了自身素质的浅薄。
比如，故意去写卫生间、厨房什么的，即使文字再精致再审美，也不过就是吃喝拉撒那点琐碎事。
巧的是XX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了一出话剧，名字就叫《厕所》。我看了剧情介绍，也读了几篇评论文章，尽管有一些品评挺尖锐，但我的印象，这还是一出贯穿着很深社会容量的作品，通过厕所这一方小天地的变化，映射出时代、社会、各阶层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和世态人心的变迁。我喜欢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无论何时，文学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学的天生功能就是要关注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每个写作者的底线？而我也读到几篇写厕所的小散文，是年轻作家写的，文笔确实精致、俏皮，语言犀利独到，时而闪烁出智慧的小火花，可是因其毫不触及社会内容，一点儿不关涉人的命运，就怎么也引不起共鸣。我不能说这样的文章不好，但它充其量只是一道佐口的小菜，填不饱大众饥肠辘辘的肚子，真可惜了作者的才华。
XX年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长——这些年来散文越写越长，到了今年好家伙了，怎么一篇比一篇长？以前我写过关于散文的长与短的问题，反对散文只能是“茶余饭后的一段小哲理”。我的理由之一是“读者不管你是长是短，只要求文章好”，那证明了我并不保守，心胸是开阔的，还有点突破规范的勇气。可现在,大概是报刊多了、文章好发、编辑部要求不那么严等等，有些作家就连基本的文学戒规,比如鲁迅先生说的“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或段删去，毫不可惜。”之类的经典，也都认为过时而“弃旧图新”了。
尤其是一些号称“大文化散文”的文字，抡圆了膀子大干。文章还未写，先摆足了钦差大臣的架势，若写名人必从他的祖上八代起笔，若写地域必上溯五千年一一细数地底下都挖出了什么，若写学问喝更不得了了，不把庄子老子孔孟程朱理学、再加上马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博尔赫斯都引用一圈，绝不收兵。这些大手笔们忘记抬起头来朝书房外看上一眼了，看看读者的眼光里已经装进了多么复杂的含义。有人就告诉过我说：“哎呀，作家自己津津乐道其中不能自拔，读者一见掉头就跑。”还有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尖刻批评说“大文化散文”没有一篇好的，充其量都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副本。我个人觉得这些话也有点失之偏激，“大文化散文”时兴以来，也不能说没有好作品，再说学余秋雨也没什么错，萨特普里安就曾经说过：“所谓独特的作家，不是指他从不模仿，而是指谁也模仿不了他。”我认为症结在于：大部分模仿者的学余失之皮相，缺乏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的文章不是从内心里喷发出来的火焰，而仅是为了作文章而作文章。其结果，尽管堆砌了一大堆深刻的思想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思想” ，引用了一大堆史料 用电脑一调就能查到的“史料” ，用足了华美的文辞 浮辞艳彩 ，但文章本身缺乏真情、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就怎么横写竖写，也拉不住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