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的主角，其实不是“加西亚”，而是“给加西亚送信的人”。19世纪末，美国和西班牙因为古巴而开战。在宣战前，美国总统麦金莱有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件，要交给古巴的起义军领袖加西亚将军。但后者为逃避西班牙军队的追捕，正转战在丛林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人对总统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有办法找到加西亚，也只有他才找得到。”
他们把罗文找来，交给他那封写给加西亚的信。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拿了信，把它装进一个油纸袋里，封好，吊在胸口，然后徒步走过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把那封信交给加西亚――这些细节都不重要。哈伯德强调的重点是：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而且他毫无保留地接受、并出色地完成了送信任务。
很显然，罗文的故事让阿尔伯特•哈伯德受到极大的触动。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不朽的雕像，放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种种的指导，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其实，阿尔伯特•哈伯德对罗文的故事大发感慨并不是偶然的，作为“曾为了三餐而替人工作，也曾当过老板，知道这两方面甘苦”的小企业家，在美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深知员工的敬业、服从、勤奋、忠诚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看到了那些“道德不健全的人”对社会的危害性，并且努力地去劝告他们振作起来，成为一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也许这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有人说，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 “变化”、“创新”等时髦概念时，重提“忠诚”、“敬业”、“服从”、“信用”之类的话题未免显得过于陈旧。
然而，我们却又无法回避，员工的忠诚、敬业、道德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公司的管理者，我们所面临的变化也带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那些经济起飞所依赖的基本商业精神――信用、勤奋和敬业。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年轻人以频繁跳槽为能事，以善于投机取巧为荣耀。老板一转身就懈怠下来，没有监督就没有工作。工作时推诿塞责、划地自封、不思自省，却以种种借口来遮掩自己缺乏责任心。懒散、消极、怀疑、抱怨……种种“职业病”在企业、政府机关、学校中蔓延，付出很大的努力都无法彻底消除。
只有才华，没有责任心，缺乏敬业精神，我们怎能顺利前行？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罗文默默地接过总统的信，独自去完成这个艰巨得难以想象的任务时，像他这样的人是多么宝贵，否则，他的故事也不会如此感人，这本关于他的小书也不会如此长盛不衰。书里所宣扬的，其实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美国曾有本畅销书叫《信念的魔力》，书中指出：“信念往往能驱使一个人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信念是原动力，是能够把你引向成功的无穷力量。”罗文的信念便是千方百计把信送到，“送信”变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忠于职守、一种承诺、一种敬业、服从和荣誉的象征。其实，忠诚和敬业并不仅仅有益于公司和老板，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是整个社会。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对事业的高度忠诚一旦养成，会让你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被委以重任的人。 敬业使一切人可爱。马路在维修，敬业的工人会礼貌而耐心地照看行人通过；敬业的大楼清洁工会跪在地上愉快而勤奋地擦地板，热情地向每一个出门的人问好；敬业的幼儿园阿姨比妈妈更加耐心，因为她们的职业使她们更了解孩子……敬业的精神面貌本身能让人们对任何一种看似卑微的职业肃然起敬。
一次，和朋友谈起敬业这个话题，朋友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对日本人的敬业印象深刻。他说，他们大到为客户服务，小到上街前化个妆，全都毫不马虎、力求完美。一次在一家电器城看产品，朋友不懂日语，只好用英语咨询。年轻的店员英语极差，但他绝不以一句“Sorry ，I don＇t speak English ”就把他打发掉。店员拿出小本和笔，请他写汉字和画图，然后以肢体语言加蹩脚英语加汉字配合图画来努力回答他的问题。实在没辙了，就小跑着去找一个稍懂英语的同事来，直到朋友得到满意的回答，或被感动得再也不好意思麻烦他。朋友说，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每个店员都会这样做，就像copy出来一样。
在日本，人们示人的职业面孔永远是兢兢业业、尽善尽美。他们的敬业精神可以说打动了全世界，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这种职业习惯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并且使这个民族赢得了尊重。
十分巧合的是，《致加西亚的信》介绍到日本之后，日本天皇曾要求每一位政府官员、士兵乃至平民都要人手一册，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曾经说过：“任何一家想竞争取胜的公司必须设法使每个员工敬业。”对服务业来说，这格外重要，因为公司的几乎所有价值都由每个员工提供给顾客。即使是纯粹的制造业，如果没有敬业的员工，也很难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在杰克•韦尔奇的公司，通过现代化的管理，对于人的这种高要求，已经有了一种几乎遍及全员的规模；而且，它不是让某个如罗文那样的人去单兵作战、自由发挥，而是有了量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保证――这种保证也就是现代管理。有趣的是，管理一到真正成熟的程度，它的着眼点又从物回归到人，它同样要求从老板到每个员工，都有一种像罗文那样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和对彼此的忠诚。
但是，对于千千万万的老总们来说，如何获得员工对企业、对自己的忠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时代华纳的总裁史蒂夫•罗斯在这方面是杰出的代表，他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即使对底层的员工也是和蔼可亲。他不会给人妄自尊大的感觉，而且能顾及别人应有的尊严。他的得力干将达利这样描述罗斯的“亲和力”：“罗斯对周围人物的感受处处可见，他和每一位秘书都曾亲切地交谈。如果他离开时忘了向助理道再见，他会说‘天啊!我忘了说再见’，然后再折回去。如果某一天助理替他做了许多事的话，第二天就会有一打红玫瑰放在她的桌上。”为了和公司低层的员工打成一片，罗斯可以说费尽了心思。
对于手下的得力干将，罗斯赋予他们极大的自主权，他告诉他们犯错无妨，但就是不要太离谱。因此，他鼓励主管要有老板的意识。罗斯言行如一，从不干涉主管的决策，无论是否景气，他永远是他们忠实的支持者。这种亲切、温厚、如慈父般的作风完全符合他的个性，并且深入人心。当其他同行的管理阶层因流动率太高而元气大伤之际，华纳的高级主管一律长期留任。每当他的控制权受到来自合并的挑战时，他手下的主管便群起反对他的对手，从而帮助他渡过一次次的权力危机。
从员工到老总，彼此的忠诚度似乎是划了一个圆，终点与起点呼应起来――而这，不就是现代管理的精髓吗？
如果说，《谁动了我的奶酪》曾被认为是“给被辞退者看的”，那么，也有人认为《致加西亚的信》是“替老板们写的”，但这两本书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管理的精髓：从《谁动了我的奶酪》到《致加西亚的信》，西方管理哲学在近一百年间的变化好像是走了一个螺旋，最后在一个“人”字上发生了奇妙的重叠。
1899年，《致加西亚的信》首次出版的那一年，也是一个世纪之交。当时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美洲，工业革命在经历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以后，进入了“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但是，社会分层带来的文化冲突却日益剧烈，商业社会需要对一些基本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和定位。
于是《致加西亚的信》诞生了，它以一种既偶然又必然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并且很快为社会所接受，这一点从该书传播速度和畅销程度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社会也许正在焦急等待这样一本书，来表达主流社会对重建商业道德的渴望。
然而，历史总能以它固有的方式警醒世界。100年后，在新世纪之初，美国人似乎又深刻地体验到传统商业道德缺失所带来的尴尬。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安然、世通、施乐等著名公司虚报利润的丑闻纷纷浮出水面，美国商业信誉的大厦正面临倾覆的险境。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质问：传统的商业信用何在？如果哈伯德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对于美国社会而言，突破这种困境并非没有出路，重建商业道德基础是最便捷的突破口。但是这种道德基础不仅要求商人遵纪守法，更应包括一个更加敬业、忠诚和勤奋的社会群体。由此可见，不管在任何时代，忠诚、敬业、信用都是社会良知的基础，而罗文这样的送信人，永远是每一个管理者手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