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恰好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也处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之间。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由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教育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工业时代作为分水岭，中国的教育似乎就在这两组关系的两端变换着位置——
在前工业时代，中国以农业社会为主，在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都是直接实践的结果，教育对于改善生产力的贡献不大;而此时，在通讯并不发达的背景之下，维系幅员辽阔的领土，必须要有庞大的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也就是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育的培养。这个时代的私塾教育，也的确不负众望，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政治人才。但是，并不是教育单独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教育与科举这一选举制度的结合，才得以出色地完成这一使命。同时，普通的百姓单纯的依靠口耳相传的经验，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农业生产，因此不需要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这种教育无疑具有精英倾向，如果把经验的获得也看作一种教育的过程，那么中国前工业时代的教育就可以划分为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几乎完全独立的体系，其中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作为评价机制，而职业教育则以生产实践作为评价标准。科举考试作为一种法宝，不仅把许多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吸引到了国家机器之中，更成为一种持久而坚韧的社会分流办法，维系着泱泱大国的持续运行。
当工业时代的钟声敲响，中国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匆匆忙忙地从农业社会冲向了工业社会，如同一头逼红眼的雄狮。中国社会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学校教育应运而生，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大量劳工，也如商品一般由学校加工之后推向了市场。与此同时，随着契约思想的传入，国家机器慢慢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固化，在法律规定的制度之下，国家工作人员所需的经验甚至比思想更重要，因此对专业的政治性人才的需求量也就大大减少。教育也就从上层建筑的一端慢慢滑向了生产力的一端——通过知识和技能的机械式传授，一个个劳动力(包括老师)就被生产出来。但是，单纯的劳动，似乎并不需要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教育，人们也不会轻松而愉悦的接受这一现实，因此教育担负起改造劳动者思想的任务。而这种改造是否成功，并不能明显地反映出来，所以还是得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评价，使教育的成果以更加具体的形式——分数呈现出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的局面。但是此时的考试，已经与科举考试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科举考试以选举政治精英为目的，而考试仅仅是以培养普通的劳工为导向。但是教育在这个时代，依然适应了主要的社会需求，满足了大量的劳动力的供应，更重要的是通过考试，也顺利地完成了社会分工、分流的任务。因此可以说，应试教育是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考试也是时代的需求。
但是，人类社会肯定不会就此终结，也没有发展到极致，时代的车轮依然在毫不犹豫地往前碾压。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已经隐隐约约的发现应试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告诉发展的需要，那么考试作为法宝的时代是不是也会随之寿终正寝呢?当人类的一只脚踏入信息时代，知识和技能的载体依然在悄悄的发生变化，随着“云时代”的到来，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几乎只相当于工业时代的“识字”水平，一个知识点几乎只相当于一个字的价值。面对这种变局，以提供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似乎就是“启蒙”了，必然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那么与应试教育相对应的考试，必然也会暴露出很多问题——那么考试，还能成为老师的法宝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信息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人，因此也不能确定教育的方向。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传播，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搞清楚，因此就有人放松了目的的预设——这种做法是有其价值的，可能在这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中，人们又重新发现了明确的目标;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很难找到这个目标。伴随而来的就是以“过程性评价”逐步取代“结果性评价”(应试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果性评价”)。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是认为“创新”是这个时代的需求，因此希望在自然的学习过程中开出创新之花。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极大的风险——因为过程的不可预知和不可逆，这种过程性的探讨可能开出好的花，也可能结出恶的果，如果出现了恶的果，人们不能逆转，甚至不能预知，那对整个人类而言，可能是毁灭性的。
因此，我并不认为“过程性”评价可以完全取代“结果性评价”，而只要有结果性评价，考试作为一种酒瓶，可以装上不同的酒呈现。我不知预言家，因此不能预测考试是否会如科举一样被抛弃，但在情感上我支持考试作为一种结果性评价的手段，应该在未来的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因为教育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节者，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存在，不能完全失去方向的指引(对于未知的恐惧，可能更胜于对自由的渴望)。我希望我们可以尽快找到教育的方向，那样教育的评价也才有真正的归宿!
箫爻
风雨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