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物象是意象中的基本的要素，选择什么样的物象入诗，主体对物象取什么样的心态，或物象引发主体什么样的情感，可以因其异同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所蕴含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中国古代诗人与中国现代诗人在意象的经营上有着鲜明的共性。首先，对自然物象的相亲相近，诗人心灵与自然意象的凝合，是古今诗歌意象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其中深刻烙印着传统的文化心理情结。陆机在《文赋》中指出:“遵四时以叹逝，赡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一位日本汉学家指出:“在中国古典诗里，季节与季节感作为题材与意象，几乎构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设想一下，从历来被视为古今绝唱的诸作品中除掉这一要素会如何，这种不可或缺的程度立刻就会清楚了。”①古代诗歌中的季节感特别突出。如春秋意象，从《诗经》、《楚辞》以来，频繁出现的是伤春、悲春、惜春、叹春、春恨、春愁;悲秋、惊秋、秋怀、秋思等。
季节感的产生又是与自然意象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现象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了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趣。这种自然意象情结源远流长。据三国吴人陆玑统计，《诗经》中写到自然意象之草木凡八十余种，鸟兽凡三十余种，虫鱼凡三十种②。当代诗人流沙河统计，仅毛公所标明之《诗经》之“兴”诗，共三百八十九种意象，其取材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者，凡三百四十九种③。此种现象，与几乎同时期的古希腊史诗，多述海上之征伐，社会人事之冲突，显然大异其趣。司马迁云:“《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以达意”④，这也正是看到了诗之原典所呈现的人与自然之生命共感所形成的诗的自然意象现象。诗人或听蟋蟀鸣岁，感光阴之逝(《秦风•蟋蟀》);或睹鸟儿入林，伤夫君之未归(《秦风•晨风》);或因风中飘叶，兴男女之依恋(《郑风•兮》)。自然的丰富意象形态与人的心灵的丰富情感构成了互感与交融。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观念中，自然物象是具有人本意义的。人与自然有着自然感性生命的同一。如:《尚书•洪范》将大自然之“五行”与人之“五味”相对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郑子产所谓“六志”生于“六气”说。庄子齐物论思想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物象和人之间存在着心心相印的联系，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感应的关系。因此，主体心灵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内心情感的对应。苏轼曾说:“寓意于物则乐，留意于物则病”，指的就是诗人多在具体的物象间悟道达意、表情言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