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是20世纪中国诗歌写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也是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重要问题。有的诗人过于注重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似乎自己就是时代的代言者、社会大众的发言人，如果不是代言人与发言者，似乎就是一个多余的人，诗歌写作似乎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诗歌可以有时代性也可以没有时代性，有没有时代性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诗歌作品价值的评估。然而，一首诗歌不可没有地域性或地理性，如果我们看不出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写的，是因为什么而写的，是为什么人与事而写的，也许其存在的正当性与生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中国古代诗歌名篇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杜工部《北征》等，之所以总是在标题中就标明所写的地方，或者所表现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诗歌写作中的核心问题，这就是地方性与地方主义的问题。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在每一个地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景观与人文传统，而我们的诗人与作家就出生于、生长于、感觉于与创作于这样的地方，即便是今天所谓的“地球人”与“世界公民”，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也不可能离开地球上某一个特定地域而生存、而发展、而写作，从而让自己的写作产生特殊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讲的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以及在它们中间谁轻谁重的问题。
最近我读到一位河南诗人陶秉礼的诗歌作品，让我产生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其诗是诗人关注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录，同时也是自我生活与心情的一种记录，由于诗人的用心，诗集中自然也体现了对于诗艺传达的探索，因此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时代性是其诗歌作品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其诗歌写作，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较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都处于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诗人作为时代生活的晴雨表，自然不得不有所反映，有所表达。特别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之后，诗人感觉到有一种历史使命，要以自己的诗笔为时代添彩，为人民歌唱，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时代，展开我们的梦想》、《美丽中国》、《科学发展观之歌》等。“春天来了，我潮湿的心/像如酥如梦的杏花雨/在风上面，在树上面/化作那一片片游走的云彩/沿着季节的骨缝/架在灵魂的高处/融化冰冻的河床”。(《春天来了，我心飞翔》)显然，这里的“春天”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季候，而是对诗人面对时代而产生的激动心情的一种记录，也是时代情景的一种象征。当我们看见的一切都充满生机的时候，我们就以“春天”相喻，诗人把自己的心比作“杏花雨”，并化作“游走的云彩”，对于“季节”、“灵魂”、“河床”也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将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展示出来，并且颇有诗情画意。“多少次在爱的深情中寻问你//美丽中国是什么/大自然悄悄对我说/山野翠了/空气绿了/绿色轻轻展开阳光的素描/和风轻拂/远山如黛，绿水绣波/一只春天的候鸟/在窗前唱着动听的歌/仿佛秋天的枫叶/又似舞动的音符/与小溪一起尽情欢乐/蓝天白云下/升起彩虹之河”(《美丽中国》)就像“春天”一样，在诗人的眼里，“美丽中国”也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天地自然的一种生命气象，是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的一种集合，不过诗人在此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描述，而是将自我也放在了其中的一种抒情。青山、绿水、蓝天自不必说，特别是那只神秘的小鸟，其实在本质上也就是诗人的自我而已。在“中国梦”理论提出之前，诗人就以诗的方式进行了集中探讨，可见诗人本有的一种预见性与对于现实时空的穿透力。诗人关注的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思考才创作了抒情长诗《科学发展观之歌》。“从孔老夫子和为贵的思想/到墨子兼相爱的胸怀/到太平天国的理想图/从柏拉图理想国的梦幻/到欧文空想王国新村/从馬克思共产主义科学理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汇聚到人类社会的和谐血脉/靠近再靠近/融合再融合/流淌整个身躯”。(《科学发展观之歌———献给科学发展理论的创造者和践行者》)这样的诗不论其本身写得如何，都会具有自己的意义，那就是至少可以为后来者留下真实可靠的史料。诗人的心是最为敏感的，因而诗人之语足以为时代留影，不过，这样的作品多半是诗人的一种心影，而非时代的一种面影。诗人本来就是要以自我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自我就没有诗的产生。新闻记者也许可以没有自我，因为新闻报道要求真实与客观，而诗人除了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以外，还要有敏锐的感悟与内在的思考，然而所有的这些都要以情感、想象与意象的方式进行传达。同时，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关注不关注都不足以决定诗的成败与高下，然而，敏感于时代的风雨，发掘更为深广的时代精神，对于诗歌写作也是有好处的，但时代性并不等于诗性，时代精神也并不等于诗人的精神。时代性并不是诗歌固有的东西，许多诗歌作品是超越时代的，李白的诗与他那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有什么联系呢?当然，广义的时代性是存在的，但时代性的有无并不决定诗歌本身的存在与不存在，其有生命力还是没有生命力。所以，从前那种认为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之观点是并不正确的，也不具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一首诗还不能直接地表现时代性的主题，一切都要通过诗人的自我，以自我的方式表现自我是有重要意义的，以自我的方式表现时代，才可以让时代在诗中发生意义，不然与诗没有什么关系。陶的诗在某些时候处理得很好，即没有离开我，而在有些时候的处理也是存在问题的，即自我缺失或弱化，一个诗人的个性与风采如果没有充分地体现于诗中，那这首诗可能是不能成立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生命力与感染力。
其次，诗人对于脚下的土地饱含深情，其有关土地的诗篇不仅比较多，并且显得相当开阔与深厚，最少是形成了诗歌题材上的独立性。因为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对于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感情，于是就有了诗意发现的基础。《土地诞生》、《从土地中走来》、《神性土地》、《受伤的土地》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一阵阵南来的热风/吹醉广袤的田野/接天的麦浪/把北方大地/涂上金黄的颜色”。(《麦收季节》)诗歌所写的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交界地区，从地理与气候来说是一个过渡地带，北方就是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就是地种植水稻为主，诗人把以小麦为主的地区秋收季节，写得来风姿卓约，形态逼真，颇有动感。那不仅是一片肥美的土地，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那里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乡，有发明周易八卦与保存中国最古文化之一的地方，还有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颜真卿题写的天中山故地，还有民间传说里的董永遇仙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古老的文明，构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诗人以许多动情的诗句献给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一群信奉诗歌的人/从长满诗歌的黄河出发/踏进诗韵流淌的汝水/乘舟歌咏而来/探寻中国诗歌的源头/感受汝南/千年古县的魅力。”(《畅想在千年古县》)这首诗写于河南省第xx届黄河诗会之后，而我也有机会参与了此一盛会，所以对于诗人所写，颇有感触①。诗人认为这里不仅是千年古县，并且也是诗歌的源头，黄河也正是一条诗歌之河，因为《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于此一流域。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都产生于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当然我同时也认为，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开掘还有待加强，有待深化。在那里的许多很有特点的东西，都没有通过自我的方式进行转化，成为一系列的杰出作品。诗人虽然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够深入与独特。那里的历史与文化本是一座富矿，作为与这一片土地具有天然联系的诗人，当然也应当可以花一点心思进行考察与观照，可以由此让自己的诗歌产生巨大的优势而超越众人。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座诗歌的富矿，自然气候的交界地带，自然山水的交合地带，人文传统的结合地带，历史事件的厚积地区，历史人物的活跃地区，往往是诗意与诗情的宝库。一位诗人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不表现自我的地方而去表现天远地远，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事件与人物。我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生存地与生活区，既方便也可行，何乐而不为呢?诗歌与文学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地方主义是一种现实。所谓的由各地文的文学合起来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表现，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作为终极形态的“世界文学”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命题。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但是，地方主义的文学却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文学现象，并且不可能得到改变。因为它的存在基础是特定的自然山水与人文传统，一位诗人如果关注自己所在的地方及其特点，以自我之眼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以自我之心进行独到的感知与发现，那诗的灵感就会层出不穷，诗的艺术就会更上层楼。显然，就诗人所居住的地方的特点与深厚传统而言，他在此方面的开掘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