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第54条吸纳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在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66条、第67条也针对新刑诉法第54条作了规定，细化了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种类。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笔者认为这是新法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依据的继承发展。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2条、第3条，以及新刑诉法第54条之规定，对于审查逮捕阶段审查发现的非法言词证据绝对予以排除，对于瑕疵证据予以相对(裁量性)排除。
但是问题在于“两个证据规定”以及刑诉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主体上是围绕起诉审判阶段进行设计，且起诉审判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与审查逮捕阶段并无明确区分。然而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两个阶段是一个推进的过程，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同，审查逮捕阶段要求证据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发生、有一定社会危险性即可;但起诉审判阶段重在通过证据确定犯罪所有事实情节，进而定罪量刑，两者的这种区别却在非法证据排除上没有体现，使得办案人员难以把握。审查逮捕毕竟只是刑事诉讼中阶段性的评判，必然要受阶段性的限制，若一味强调排除非法证据，使得审查批捕与起诉审判阶段对证据的要求同一化，不仅影响了逮捕正常功能的发挥、降低了办案效率，反而不利于打击犯罪。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至73条，审查逮捕阶段对非法取证行为要经过调查核实后确定证据的合法性。主体上是由负责审查逮捕的人员依职权启动。那么为了保证发现非法证据即被排除以及调查核实的客观性，弥补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视野的不足、防止负责审查逮捕的人员滥用权力、偏袒侦查机关，是否应该借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采取可以依申请进行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1 条，对非法取证行为调查核实后应制作调查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报请检察长依法处理，并且对于排除的非法证据应该在报告中说明、随案移送。根据刑诉法第98条关于侦查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时对于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应根据违法程度或口头或书面向其提出纠正意见。但是，侦查行为本身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证据，违法的侦查行为即就是非法取证行为，可见，对于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与后者无本质区别，关键在于调查核实非法取证行为本身就是贯穿于审查批捕全过程的。在确立了审查逮捕阶段针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程序后，与纠正违法行为程序的交叉重叠部分应该在程序上作何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