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一种经济模式一个新兴行业，都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晋西北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社会阶层结构
整个五寨县内部并没有多少煤矿，但由于处于三省交界处，这就给予五寨县独特的交通中建优势。在五寨县内建立了煤炭运输东段，成为了连接榆林地区为中心的转运经济。整体而言，“有本事的人养车，没本事的人种田”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口号与表现。在此，将村庄乃至整个乡镇的村庄分层主要是按照经济收入来进行分层。
第一个层次主要是村庄内部20%左右的人，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以上，主要是加油站，饭店主，汽修店主以及运输司机等人，这些人本身有着较为良好的经济基础。“有本事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开始取得了较为难考的A1驾照，然后购置大车开始了煤炭的长期运输;然后相应的与煤运经济相关的服务行业兴盛起来，或邻近国道、省道首先开始开饭店，加油站或者汽修店等与拉煤车相关的行业;最后兴盛起来的各项治超检查，卫生检查等带动了相应的驾校，交警，保险等相关行业的兴盛，成为了各个村庄首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第二个层次是技术工+种田，大约占10%左右，年收入5万以上。这里的技术工主要是指持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比如一些有驾照的司机，匠人和生意人。这些人虽然有着较高的收入，但是并不放弃家里的田地，不过田地主要是用来简单种植一些粮食作物用来日常消费。养家挣钱的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工种。他们的工种是凭借做技术含量的工种，包括一些木工，雕刻，或者拉运砖块等工作。比如下文中的案例1的周大爷，他一家人组成村中的家庭建筑队，承担了木工，砖工，瓦工，抹灰工等多种工种，一般5-6口人即可干活。
第三个层次是规模养殖或者规模种植，大约占20%左右，年收入在3-5万元之间。规模养殖主要是养殖鸡或者羊，养鸡要达到1000只以上，而规模养牛则至少要达到50只;这里具体的养殖要以自己种田的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来源，这样的考虑也是为了兼顾种植和减少成本的投入。规模种植则需要达到100亩以上的田地，主要规模种植玉米等，按照之前的收入来看，除却租金的支出，也可以达到3万左右的收入。
第四个层次是打零工+种田，大约占30%左右，年收入在2-3万之间。由于当地基本上没有工厂，进城务工的机会比较少，基本上从事相关餐饮等服务行业，工资收入并不高，也就是20xx元/月左右，其余的都是都是农闲时候做建筑小工，植树造林等零工，赚取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比如，新寨村由于是乡政府所在地，也能提供门卫、厨师等工作，算下来一年收入1万元左右，相当于种植40亩地的收入。当然，这些人主要是家里的老人或者妇女，不是家里的青壮年男性。
第五个层次是纯粹打零工或者纯粹种田，大约占20%左右，年收入在1万左右。这些人是村中的中下层人群，家里缺少了相应的劳动力，田地也不多的人群，很难获得相应的收入来源。他们对于工作更多是一种无法适从，种田也是较为粗放型。由于家庭劳动力的缺失，或者也患有大病，或者残疾等，他们只能简单从事部分工作，而无法获得较高的收入。他们主要是以光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为主，在村庄中的社会参与度并不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煤运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并抑制了村庄内部分化的其他可能性。以上层人群为例，煤运经济促使了村庄内部第一批人从事煤炭相关的行业，并且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这个行业，这就导致村庄向外发展的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的束缚。村庄内部的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之下，煤运经济成为了村庄人群从事农业以外的重要行业。再加上，当地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并不多，无法吸纳足够的劳动力人群。
社会影响
煤运经济成为了村庄中上层进城的重要手段，但是中上层依赖煤运经济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风险性。这主要是因为煤运经济的门槛较高，(1)考取A1驾照整个县城也才1000多人，(2)购置大车需要40多万的资金，(3)对于司机的心理素质要求较高，比如，当地很多人会因为开车需要提神而吸毒，因为对于司机的素质要求较高，当地开车的人群主要是20到45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4)煤运经济受到全国市场的影响较大，同时拉煤的时间有限。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成为了煤运经济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原因。
首先，煤运经济的高风险性影响到农村土地经营与土地流转样态。由于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即使已经成功进城的中上层都会选择继续保有自己农村的土地，只是将自己的田地让给自己的亲友耕种，而不会完全放弃田地。这是中上层“离土离乡不离田”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煤运经济的高风险性也会促使中上层更加依赖建构性关系，而非是血缘关系。这个集中表现在买车合伙人上，因为养车的费用极高，当地一般是选择2个人合伙一起养车，这种合伙主要是朋友之间的合伙居多。按照以为养车人的原话“朋友之间养车比较方便，如果有矛盾可以不做朋友，而亲人之间则(如果有矛盾)则不可能不做亲人”。就与朋友一起合伙养车，比如，某村的合伙人是一个经由本地姑姑介绍而入村的“外村人”，十几年下来依然很难融入本村，而周纯香一家与之因为丈夫之间一起养大车，而且双方的脾气，性格比较投合，因而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养车人之间也有一些熟悉的圈子，面对利益往来比较集中，则需要面对的是建构性的关系为主。
最后，煤运经济导致这些青壮年男性主要时间在外开车，长期处于村庄参与不足的状态，类似于某种“失语”情形;而他们的妻子则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乡镇有着较好的接纳能力，在乡村中是积极参与的姿态，比如会借助广场舞等方式建立起较强的人际关系网，并且借此会参与到村庄的政治生活中去。
本文以中上层为例，大致分析了煤运经济虽然促使了这些人成功进城，但也对他们和整个村庄产生了较大地影响，表现在土地流转样态，社会关系的型塑和村庄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方面。当然，整个社会分层受到煤运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比如第四个层次的人群进城主要从事的是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仍然需要父母在农村种地的务农收入来补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是有些畸形的，对于整体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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