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故乡的老院子见证着我们家族的生息与发展和美好家风的传承与弘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无论变得多么衰老，都不会忘记童年时的乐园——“老院子”。
我们习惯性地把故乡祖传下来的那处院落叫“老院子”。
每当我回到故乡，总要去老院子转上一圈看看。老屋，残墙，老枣树……就连墙根边、旮旯里堆放的碎砖烂瓦，都感到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可以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见证着我们这个家族的生息与发展和美好家风的传承与弘扬。
说起来，老院子算不上太古老。是我的曾祖父田绪林年轻持家时建造的，具体年份谁也说不清，至今大约一百多年了，在此繁衍生息整整六代人。随着时间之推移，岁月之更迭，老院子愈来愈老，演绎的故事愈来愈多，道德修养、文化基因的积淀越来越厚，也使越来越多的后代子孙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让人愈加惦记、珍惜和留恋。如今，院落的整体格局不再是过去的“旧模样”，但最主要的老堂屋在内的那片院落还完整的保存着，故称“老院子”。
现在，这处院子闲置着。自三十年前四叔家从这里搬城里居住后，就再没有人居住过。但家人谁也没有把它忘却，心中仍惦记着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在那里度过快乐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这就是我要写《老院子》的初衷吧。
站在空荡荡的老院子里，眼前破旧不堪的老屋，斑驳疮痍的墙体勉强支撑着透风漏雨的房顶，摇摇欲坠，危在旦夕。周边的残墙断壁，已失去遮挡功能，鸡飞狗跳，来往无拘，如入“无人之境”。自生自长的杂树，毫无规律地长满了院子，树杈“见缝插针”，枝叶相互攀缠，谁也不肯相让，争先恐后往上“窜”。那棵一百多岁的老枣树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被丛生的杂树所包围，浓浓的树荫将其笼罩，常年得不到阳光，缺失水肥，营养不良，树干佝偻，枝细叶稀，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再无当年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情景。树下空地里长满野蒿杂草，有的一人多高，春生秋枯，自长自灭，一茬又一茬。院内原来用青砖铺就的路径，被尘埃厚厚地覆盖起来，没有了踪影……面前的这一切，给人一种萧然、静谧、空寂、冷落的感觉，不由得让人心里几分酸楚，不寒而栗。
拂去历史封尘，追寻老院子一百多年往往来来的岁月时光，仍然让人顿生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这大概就是那种埋藏在心底永不熄灭的乡愁吧。
我的高祖名讳田徽洲，生有三个儿子，长子田绪棨，三子田绪格，排行第二的就是我的曾祖父田绪林。高祖一生务农，勤劳俭朴，精打细算，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日子过得殷实富有。算得上当时村里少有的富裕户。
树大分枝，户大分家。我们这个大家庭到了分家的时候，一分为三。也就是说高祖的三个儿子各立门户，分开过日子。分家就要盖房，理料宅院。此时，高祖已经过世,大曾祖也不幸病逝，操心盖房的事就自然地落在我的曾祖父身上。筹款、选址、备料、请工匠、搞建筑，一连建起三处宅院，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花钱不说，得花费多大的心血啊!因大曾祖已经不在人世，家里只有孤儿寡母，就先给他家建。然后再给三曾祖家建，要想好大让小，不输当哥的道理。最后才建自家的。在建房用料上，先建的两家都优于自家。曾祖“先人后己”的高贵品德，为家人、世人和后人都做出了榜样，并代代相传。时至今日，村里人说起曾祖的为人，仍是赞不绝口。
建这处院子时，我的祖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搬到这个院子后爷爷才出生。巧合的是，祖父与曾祖一样，也是兄弟三个。按照本地风俗，我的大爷、二爷成家后，先后从这个院子里搬到别的地方居住了。因为祖父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就自然与曾祖一起继续居住在原来的老院里。从此以后，这处院子就成了以我祖父田彝煌为门支的“家”。“老院子”也就成了这处院落的“专用”名称了。
院子是普普通通的农家院，陪伴着家人每日送走星辰，迎来黎明朝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家人平安幸福的生活着。或许是社会历史的变迁，或许是人生的感悟，悄悄改变着家人的传统思想和观念。我的曾祖父在这个院子里，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兴办学堂。这可是村里开天辟地第一回啊!对一位不识字的庄稼人来说，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腾房屋，置桌凳，请老师，创办了村里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学堂，开创了本村私人办学的先河。常年弥漫着泥土芳香的朴素院落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我的爷爷、二爷、父亲、二叔等家里几代人，还有本村及邻村的一些家的适龄孩儿们，许多人在这所学堂里读过书，接受教育，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受益终身。不仅如此，更是开启一代学风，更新了人们“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受其影响，村里读书的人愈来愈多。
曾祖父虽说不识字，没文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他在长期的农耕、饲养的实践中，摸索、积累了不少诊治牲畜，特别是骡、马等大牲口病疾的方法和经验。牲畜一般常见病他都能诊断出来，所以经常有人牵着牲口来找他诊治。他只给牲畜看病，但不卖药从中牟利。能简单医治的，就及时处理，从不收人家分文钱。需要用药的，就让人家去药铺去买。常有牲畜患结病，排不出粪便来，曾祖父就会脱掉衣袖，把手插进牲畜屁股内，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掏。哪怕是寒冬腊月，也是如此。有的牲畜需要观察病情，就拴在我家院子里待查，有时候还要给牲畜喂草料，直到查清病情为止。可以说，曾祖父一生医治的牲口不计其数。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极为普通的农家院，竟然与中国革命的大局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呢。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部署，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从东起虞城马牧集，西到兰考县，跨越陇海铁路线挺进大别山。8月初的一天傍晚，村里来了部队，人们弄不清是哪家的队伍，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又来抓壮丁了，躲的躲藏的藏，特别是青壮男劳力，不敢在家，跑到村外庄稼地里藏起来。整个村庄笼罩在浓浓的恐惧气氛之中。我家也不例外，听说驻扎一个营部，堂屋、东西屋及院子里住满了军人，大门口还有哨兵站岗。他们起火做饭时米面不够，就让家里人帮他们磨面。他们把所用的粮食都过称把数记下来，写了欠条，并说以后政府兑现偿还。家中的人看这些当兵的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不骂，不杀不抢，猜测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原来紧张、害怕的心理慢慢缓解松弛下来。有的还跑到村外把躲藏的家人找回家。人们虚惊一场。待他们走后才知道，这支队伍就是南下的刘邓大军。事情过去70年了，说起当年解放军进驻村里的事情，仍感到是一种荣耀。
当我记事的时候，“老院子”还基本上保持着原貌，是典型的豫东四合院。高高的门楼，宽敞的大门。大门里面的几间东屋是牛屋和磨房。往里是二道门，二门内有影壁墙。入内即为后院，东西两边各建有四间房屋。三间堂屋坐落在院子最后面的中间位置，东西窗户外各栽一棵甜枣树，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爬树打枣最开心的时候。西屋南窗户外面长有一大棵石榴树，春天绿荫如伞，夏季花儿火红，到秋天石榴把枝条坠弯，冬天下雪时成了银树琼枝。一年四季装点着平静的院落。整个院子里的房屋全是瓦房，青瓦覆顶，垛子梁头，很是气派。后来，祖父得了肝炎病，无钱医治，家人只有把房上的瓦拆下来，卖了钱给祖父治病。昔日的青瓦房变成了茅草房。待到我四叔长大快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自觉担起老大的责任，操心、花钱，把老堂屋重新翻盖，茅草换成了青瓦，恢复了原貌。
我小的时候，院子里人气很旺，二十多人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连吃饭都是一个锅灶。那时有我的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二叔、二婶、三叔、三婶、大姑、二姑、三姑、四姑、四叔，还有哥哥、堂兄、堂弟、妹妹及堂妹。老老少少，四世同堂。子孝孙贤，忠孝传家。父子、婆媳、夫妻、兄弟、妯娌、姑嫂之间互敬互爱，和睦相处。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儿们，虽然辈分不同，年龄有的相差无几，在一起吃饭、玩耍、嬉戏，从来没有吵过嘴、闹过架。一家人其乐融融，甜甜美美，和谐家风得以传承与延续。
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他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只要自己能做的，他就会尽力去办。平时常有人到家里来找他，有找他写字的，有让他书写喜帖的，有拜托他说媒提亲的，有让他调解矛盾的，有找他讨教学问的，还有请他办红白事的。特别是过年写春联，更是让祖父忙得不可开交。吃过腊八饭，就陆陆续续有人拿着红纸来找他写门对了。甚至到大年三十，还有人来找他写。事情再多，他都不会推辞。写春联的人中，有本村的，还有外村的，不论远近，都是一样对待。他一个人，又是裁纸，又是磨墨，又是书写，等到晾干后再收叠起来。白天写不完，夜晚点上油灯继续写。那时候识字的人少，担心人家回去贴错了闹笑话，祖父就给人家交代清楚，哪是主房的，哪是偏房的，哪是贴在神主楼上的，哪是贴在桌椅、粮囤、水缸、牛槽及农具上面的。再忙再累，总是一丝不苟，从不潦草应付，毛笔字写得工笔正楷，看上去如同字帖一般。每逢过年，应该说是祖父最忙的时候。后来，我慢慢懂得：祖父书写的是春联，传播的是文化，交往的是人脉，奉献的是精神。
这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也隐埋在老院子永恒的记忆中。
流失的是时光，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精神。曾祖父、祖父、祖母，还有父亲、母亲，已从这处院子里走向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这些当年的孩童也都早已迁离了这个“老院子”，天南地北，各据一方。如今有的也已成了爷爷、奶奶，子孙满堂了。人会一代一代的变老，“老院子”也会愈来愈加苍老，而永远不老的，是我们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及家风。它如同阳光雨露，滋润着后代子孙的心田。
我与故乡的感情是深厚的、纯真的，与“老院子”的情感是真挚的、永恒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无论变得多么衰老，都不会忘记童年时的乐园——“老院子”。那是我永远的“家”。
作者|田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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