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已晚，总有一丝可惜之意，无奈之情，也有人说为时已晚，其实不晚，现在刚刚好。
所以，当我们听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没有勇气打捞起自己的人。很喜欢一句英文谚语：种树的最佳时间是20xx年前，仅次于它的最佳时间是现在。————题记
十年前的春天，我离开老家县城的地税机关闯进北京。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已经32岁，更可怕的是我并不知道我笔下的文字是否还有远方，之所以离开那个安逸舒适的县城，我只是想逃离一个狭窄、沉闷的地方，然后在一座托着天安门的城市里大口口地喘一下气。
我不喜欢被捆绑着甚至被奴役着去写一页页歌颂与生活无关的文字，找回自己的路径只有一路狂奔。
当一个人拎着行李包在长安街上挪着陌生的双脚时，我感受到了坚定的内心多了些迷茫，偌大的北京城，哪里才是我歇脚的地方?我像是一捆苍黄的稻草闯进了肥硕的疯长的裸露的城市，也许在奢华和爆裂的眼里，我的突然存在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我原本就是这座城市水泥地面上吹过一枚斑驳的叶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汪峰今天哭泣般的嘶喊，但我在夜色的迷失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今夜街灯很亮/却听到一粒麦种的叹息/妈妈，我走在长安街上/今夜街灯很亮/我用自由和梦编制手臂/妈妈，我走在长安街上/妈妈，今夜的稻草在一只羊的耳边鲜绿……
说实话，相比二十年前那次赶往砖厂和建筑工地的情形，虽也有彷徨，但梦那么近，我坚信长安街上的灯都会为我的行走照亮。
十年前，一个32岁的男人闯进北京，如今40多岁的我回望这条路，耳边却响起了崔健的《一块红布》。
为时已晚的年龄，逃进长安街做着质朴而高贵的创作梦，与勇气无关，与相信有关。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写诗写太久的缘故，我在不经意间会陷入一阵自卑和惆怅中，我总是想多写一本书来证明我已离开了二十年前的砖厂;而且这种跌宕起伏的心绪往往会让我不想再回望，不想再去望那座光秃秃的犹如衣衫褴褛的山，那块比祖父还老的青石，那几抔沉寂而遥远的坟茔……
一切都那么安静，除了日出日落，除了几束苍白的炊烟，这里似乎除了绝望还是绝望，然而内心回不去了并非是拒绝和放弃，游子的深一脚，浅一脚，却始终走不出母亲一面浑黄的镜片。
写了20xx年的文字，以文字谋生的灵魂总是与安宁的摇滚厮守，出版了五本书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但实在不喜欢折腾和喧嚣;不喜欢折腾，可我的笔最擅长写爱折腾的灵魂，比如北京的创始人朋友——“红毛衣”老叶。
我没创过业，也不知道创业的挣扎和喜悦是怎样的感受，更不知道在创业的世界里，孤独该有多冷，多苦，多长。“红毛衣”老叶在《创业十周年之罪已过》中说：我进城晚了两三年，晚进城的后果是格局视野相对受限。说这个话的时候，老叶创业十周年，在行业内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在京城可以用“浩浩荡荡”一词来形容文新学堂的成长。
今天的老叶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感叹”，在郊区猫着的那六年，在今天看来是最佳的选择。
在《青年文摘》读到了一段写褚时健先生的文字。他的人生才是大起大落。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一夜之间跌入“牢狱”，从牢狱出来时褚老已经70多岁了。而他决定创业。古稀之年入狱，75岁东山再起，20xx年，85岁的褚老种植的“褚橙”常被销售一空，褚老成为了“中国橙王”。不是每个人在“为时已晚”的时刻就寸步难移，但的确有很多人在“为时已晚”的时刻选择了逃避和放弃。
除了褚老，还有一位我的忘年交陈九霖先生，他曾是“世界航油大王”，书写过蛇吞象的商业传奇，但却深陷囹圄，在经历了1035天的牢狱之灾后，他同样选择了创业，今天他掌管着一家拥有600亿美元潜在价值的投资公司。陈九霖先生说：“所谓的天堂不过是指人间的顺境，而地狱则是指人生的逆境罢了;我从来没有放弃理想，只是调整我的做事方式和寻找新的成功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
我曾经受《知音》杂志阚娟主编的委托采访过陈九霖先生，当他谈到那1035天新加坡牢狱之灾时却是开怀地放声大笑，即便是一种一直风平浪静的心境，也不可能发出如此豁达、坦然、饱满的笑声。我问陈先生为什么内心如此明亮和清澈?他回答：地狱就在天堂的隔壁，我的世界里永远只有未来。
所以，当我们听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没有勇气打捞起自己的人。
很喜欢一句英文谚语：种树的最佳时间是20xx年前，仅次于它的最佳时间是现在。
本文作者： 翟良
公众号：税收文艺
作者简介：翟良，山东新泰人，正式出版诗文集三本、教育产业集两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一路狂奔》计划出版。翟良的成长故事先后被央视、东方卫视播出，同时其成长故事被编入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系列图书----《中学生成长读本》。作者现供职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