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那块蒙尘的历史丰碑上镌刻着无数姓名，只是单单抽出一个，就能引出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心酸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吧。
半夜里，被一阵幻梦惊醒，恍惚间，看到母亲正微笑着站在床前，俯下身，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瞬间眼前却又是一片幽暗，终于明白，母子之间，早已是生死两地，阴阳相隔，怅然间，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再睡。
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20xx年5月25日下午，站在母亲的病榻前，看着母亲渐渐离我们而去，我伸手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脸庞，又在母亲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我总觉得母亲是睡着了，我记得母亲睡着了就是这样的：温柔、美丽、慈祥、端庄。半个月前，母亲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一个热朴朴的生命，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母亲去世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我曾经跟一位朋友谈起我的母亲，我说，我和我母亲之间除了一般人的血肉亲情，还要多一份感情。你见过一个盲人在自己孩子的陪伴和牵引下，走街串巷，一起承受风霜雨雪、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吗?
我和我的母亲就是有过这样一段人世中最不堪的经历。
1969年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父亲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我陪着母亲一趟趟去北京、石家庄、新乐县等地上访，替父亲伸冤。母子一起，走过一道道风雨，感受着一次次人情冷暖。第一次去新乐县革委会时，被那里的人当作“xx”家属轰了出来。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一直等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口，终于拦住了一辆小车，把申诉材料递给了当时县革委会的领导。
河北省新乐县是我们的老家、祖籍地，我的父母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母亲1942年入党时只有十四岁。父亲长期在区委从事公安员工作，参与当时党所领导的“除奸”和“消灭敌特”的工作。1947年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时，父母都随军进入了石家庄市区，参与打扫战场。
后来，父亲参加了党组织在河北省定县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结束后，父亲没有回家，就直接南下来到安徽铜陵，次年，母亲也南下来到铜陵。父亲不久就进入县委的领导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成为“政府”的代表，他根本就没想到，当年被人民政府镇压的“xx”家属们会将埋藏已久的怨愤发泄到他的身上。1969年，这些人利用“文革”的那段混乱时期整治父亲，将父亲从铜陵押解到河北新乐，交到一批造反派手中，他们对父亲进行疯狂的严刑拷打，父亲就是这样被迫害致死。他们还伪造现场，捏造我父亲是畏罪自杀。
一时间，父亲成了“xx”，他的妻子儿女也就成了“xx”家属。在那个阴霾笼罩的日子里，母亲不仅强忍着悲痛，每天穿过贴满打倒我父亲大字报的街头上班下班，还被强行要求参加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接受教育。可想而知，当时母亲的内心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啊!
途穷天地窄，世乱死生微。忍着悲痛，母亲瞒着单位领导，带着我回到老家，去寻找当年父亲的领导。母亲只有一个目的，还颠倒的世间黑白，为沉冤的父亲昭雪。我们在石家庄找到了当年的区委书记，随后，我们拿着区委书记写的信和地址，在北京甘家口原铁道部宿舍大院找到了当年新乐县委书记的家。他是原铁道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我喊他田爷爷。
见到我们，田爷爷非常激动，他含着眼泪用十分痛心的口吻对我母亲说：“馨儒同志，张健是个好同志。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新乐县那帮人把当年共产党的干部都打成了国民党、特务、xx，我也在他们打倒之列。馨儒同志请放心，我一定要向党中央反映，一定要给被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田爷爷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向组织上反映情况，怎样向党中央递交申诉材料。田爷爷的话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伸冤之路。
那些日子里，母亲领着我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走，我们去过中组部接待站、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毛办接待站、周办接待站、江办接待站、公安部接待站等等，有的地方是反复多次去。我们每去一次，母亲都要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哭诉父亲的冤情，然后递上申诉材料，有时候母亲的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哭肿了，那段日子，母亲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洗面。
我们在北京上访时，住在母亲的一个外甥女婿单位的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一个很小的房间，一条炕，一个煤炉，煤炉的烟筒坏了，屋里充满了煤烟味。
父亲的工资早就停发了，依靠母亲仅有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姥姥，还要供两个妹妹上学。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把带来的馒头或烙饼放在炉子上烤一烤，然后烧点开水，我们就这样就着开水或招待所里打来的菜汤充饥。隔三差五的，我们也到附近的饭店里炒个菜，吃些米饭或面条，每次母亲总是把她碗里的拨一些给我，说：“孩子，你要多吃点，你还要长身体啊。”
晚上，我跟母亲就睡在那条炕上，常常在半夜里，我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看到母亲坐在炕上流着眼泪，或对着墙壁一动不动地发呆。我催促母亲睡觉，她则深深地叹着气，喃喃着说：“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有一段时间，到北京上访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去中央的有关接待站都要排队等候接访，于是，我们不得不早早地赶过去排队，有时候排了好多天都排不上。夏天的时候，许多来北京上访的人从火车站下车后直接来到接待站外，接待站外的空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或席地而坐，或躺在一张报纸上。常常半夜里，我和母亲就来到那片空地上，将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我和母亲会在塑料布上轮换着躺一会，等候天明后的接访。
有一次，我们听旁边的人发牢骚说，来北京好几个星期了，都没有得到接访，不是被推到这个接待站，就是被推到那个接待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去联合接待站，那里说涉及到人命案子要找公安部;到公安部，又说干部落实政策要去中组部，转来转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得不到答复，不得不继续上访伸冤，继续等待。面对一片牢骚和议论声，母亲悄悄地说：“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跟别人掺和，现在情况太复杂。”
秋去冬来，那时候北京的冬天不知怎么那么冷，一会儿是黄沙漫天，一会儿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如今想来都让人心生寒气。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骑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带着母亲去陶然亭路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因为要赶早去排队，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我们住在永定门外，路又远，那天正好是一场大雪之后，冰天雪地。我骑着自行车走在护城河的一段河沿上，风象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耳边自行车压着路上的冰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突然间，轮胎一滑，我们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我爬起来后，看见母亲躺在河沿的下面，正在挣扎着往起爬，我赶紧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母亲说，她的脚扭了站不住，我就将她背到了河沿上，让她坐在平整一点的地上，我帮着母亲揉脚踝。过了一会儿，母亲咬着牙说：“孩子，我们不能等在这里。你扶我坐上车，我们还得赶紧去排队等待接访啊。”我们就是这样在无尽的等待中盼着希望，在漫漫长夜中等候光明。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死去的父亲伸冤，还一个人间公道。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很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得到昭雪。一九七九年，沉冤十年的父亲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在铜陵县委为父亲召开的追悼会上，母亲哭晕过去了。只有我知道，母亲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悲痛，整整十年间，母亲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生活，母亲以她女性的坚韧，以她不屈的意志，终于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987年，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压在父亲头上十年的罪名终于除掉，公平正义的阳光终于照到我们全家人的头上。
母亲生活在农耕世家，从小就有聪明、乖巧、能干的特点。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她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同伴们一起发传单，贴标语，站岗，放哨，送信。她还被选派到延安学习，由于途中生病被留在太行山区的兵工厂工作，后因党的“精兵简政”政策，转业到家乡的地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随父亲南下来到铜陵，一开始就在县里的税务部门工作，她当过会计，当过股长，工作兢兢业业，不图名利，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赞誉。上世纪五十年代，县委组织部准备调母亲到县妇联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母亲已经有了我和大妹妹陵生，为了我们兄妹，母亲不得不辞去妇联的领导工作。
母亲有职业女性的热情和干练，而在家庭生活中，也有相夫教子的传统美德。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我学习打算盘，还给我买过《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等小说。她叫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长大以后，她叫我要老老实实做人，做事要规规矩矩、踏踏实实;我工作以后，她叫我要尊重别人，要谦虚谨慎。我担任铜陵工商部门领导工作后，母亲总是告诉我，该办的事情要抓紧给人家办。母亲的话语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们这个家族群体里，大家对我的母亲都十分敬重，无论是远在老家的亲戚，还是母亲的隔代晚辈，无不把母亲当作最至爱的长亲。
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就不断地告诫我，跟同学要搞好团结，要互相帮助，要象兄弟一样相处，使我至今仍有像兄弟一样的同学、朋友，复彩、全功、黄玲等，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复彩比我高一届，大两三岁，母亲说，复彩很懂事，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与复彩下放的地方相隔不远，那几年里，他像兄长一样的关照着我。1969年春节前，父亲被人抓走，我们全家处在极度的焦虑和无奈中，复彩放弃与家人团聚，和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我人生中最惨淡的春节。还有全功和黄玲，当很多人因怕受到牵连而拒我们于千里之外时，他们俩却没事似的经常到我家来，用他们纯真的友情，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安慰。现在，我们都到了人生的暮年，复彩在安庆，全功在上海，黄玲在济南，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一生的兄弟。
母亲从小知书达理，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农民，母亲都一律热情谦恭。按理说她也算得上是个县太爷的夫人了，可是她从来没有摆出那副架势，她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头老百姓。我插队地方的乡亲到城里办事，母亲看到了总是叫他们来家里歇歇脚，留他们吃饭。
有一次，我们生产队队长在城里喝醉了酒，到我家吐得满地污物，母亲给他打水洗脸，还让他在床上休息，没有半句怨言。
还有一次，我们队的一个社员在县医院住院，眼看着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病人家属既要急着把病人弄回家，又要派人回队里喊人来抬，母亲就让其家属把病人停放在我家的客厅里。病人在抬往生产队的途中就死了。后来，有人说：“怎么能让快死的人停在你家呢?”母亲说：“人家有困难，我们能帮就帮一下，我不在乎那些。”
母亲是一个很有悲悯情怀的人，她乐善好施，不管是什么人找她帮忙，只要她能做到的，都会去帮助别人。当有人找她借钱时，只要她拿得出，她都会借给别人，好象一直有人欠着我们家的钱。母亲帮助别人是不论地位高低的，越是可怜的人，母亲越是会去帮助的。在母亲去世后，一位拾荒的老人来到母亲的灵堂前，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给母亲叩头，为母亲送行，感谢当年母亲对她的百般关照。
母亲逝世后，我为母亲献上一副挽联：“抗日烽火投身革命六十七年党龄，忠厚立世好人一生八十一载春秋。”
每每忆起母亲，悲伤不能自禁，但同时又为德高望重的母亲深感自豪：母亲!您是我亲爱的妈妈，也是我人生的榜样，您永远活在您的子子孙孙的心里!
手头留有一张幼时跟父母的合照，端详这张照片，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那时是多么的幸福美好啊!母亲，您和父亲在天堂怎样?应该都还好吧?
作者简介
张铜生，生于1952年，大学外语系毕业，曾任铜陵市工商局干部，退休后开始写作，有《往事并不如烟》以及《插队纪事》等十余篇散见于报刊杂志。
作者：张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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