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同学们：
这里，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讲坛。
首先，就高峰论坛而言，我身高不过1.6米，没有海拔可以长篇阔论；
其二，我虽然是xx市文化与经济促进会的会长，能够把xx市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和xx市的富商巨贾们揉合在一起，但我本人不是企业家，属于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学识渊薄、德高望重、可以指点江山的专家学者。我就是一个靠写报告文学，勉强维系家庭的伪文人。
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得哪怕挤出笑容来，也要努力地活着！因为这个时代不允许半点自卑，这个时代不允许说‘我不行’！
但无论如何，请同学们破例让我自卑一把，通过这个自卑，让我尽情地发泄我对你们的羡慕嫉妒恨，通过这个自卑，可以足显我对你们由衷的敬重！
大概三年前吧，也是这个地方，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在这里挂牌。我们一帮作家在惠州学院饭堂用餐的时候，东莞桥头作家协会的主席、因为姓乔，我们都叫他乔老爷，他很羞涩也很激动地低声对我说：“华生兄，我终于尝到大学生饭菜的滋味了。”
我知道乔老爷文学功底了得，还知道他祖上成份很高，不是地主资本家这类剥削阶级，就是右派xx分子之类。他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资格的。
我很痛情他，同时也可怜自己。我压低声音附在他的耳边，很凄楚地道了声：“我也是。”说罢，我和乔老爷相对一视，彼此都看到了对方晶莹的眼泪。
我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与此相应的是少先队变成了红小兵，我在读五年级时，成为了学校红小兵团的团长，还管着六年级的大哥大姐。也是这一年，全国实行教育改革，即小学从六年改成五年，中学也从六年改为四年（初、高中各二年。）到1975年元月高中毕业，我实际上只读了九年书。
1975年元月，暮冬的黄昏不像夏季和秋季，夜幕从天空罩下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我的手里卷着最后一张“五好学生”奖状，和同学们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从此结束了金色的学生年代。
我没有上大学的奢望，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大学可上。我们面临着国家既定的所谓的“四个面向”（即面向部队、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而实际上我们只能面向农村上山下乡。
我其实是幸运的，因为毛泽东主席的暮年特别关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知青是毛主席的幺儿子”，再加上我或许比其它知青更优秀，在共和国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xx省唯一的知青放映员。所谓“福兮祸所伏”，灾难从我得意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向我慢慢走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我是从公社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母亲病危，速归！”
我风急火燎地赶到家里时，母亲正在家里烧饭。
我的心里一楞，面对着红光满面的母亲，心中的疑问不敢说出来。母亲问我是不是公社派来出差顺路回家的，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到了晚上，我的朋友杜平出现在我的面前。杜平是我的同校学友，我们都是学校的文科尖子。他比我高一届，也比我早一年下放农村，两个人都是石门县知青办心中有数的知青人才。杜平问我知不知道恢复高考了？
我楞了楞，反问道：“是你捣的鬼？”
“不这样的话，你回得来？”杜平接着说：“晚上，我们一起去学校找老师。”
我和杜平晚上回到了母校，在恩师那里抱回一大堆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教材。两个人约定: 一起报考湘潭大学(理由是xx大学的校长是杨xx，那里是批林批孔的前沿阵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带着这些资料和梦想回到了公社。
公社教办的领导把我报考的事情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是很优秀的，一旦报考，必被录取。教办的同志考虑到我是放映员，走了的话，公社电影队势必要瘫痪一段时间。他们向公社书记汇报的目的，就是要公社党委早作安排。
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说公记书记要找我谈话。
书记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想参加高考？”
我说是。
书记又说:“你走了电影队咋办？贫下中农咋办？”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垂头丧气地从书记办公室走了出来。在经过公社中学的时候，教办的负责人把两张黑白照片退给了我，说公社党委不同意给我办准考证。
我当时万念俱灰，想到了死。
在知青点的后山崖上，我望着悬崖，感到自己的前途就像一片黑茫茫的迷蒙，自己的未来就像这崖底一般狰狞恐怖。记得老师曾对我说过：华生，我们真想亲手把你送到北京大学，以你的才气足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可惜不逢时呀，若是以后出现机遇，你可得好好把握。
我好想哭。我把老师给我的复习资料锁进那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脚箱里。老师的话语犹在耳边，老师说的机遇就在眼前，我却没有丝毫的能力去抓住并且把握它。
我把我的大学梦，从此抛向深渊里，我发誓今生今世不再参加任何考试。
后来，我的朋友杜平如愿地考上了湘潭大学（和现在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王鲁湘一个班），本科毕业后，师从中国著名‘七月派’诗人彭燕郊读研究生。接着便是留校，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代副教授。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湖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不久，倒在讲台上、英年早逝……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梦，他的颜色是红色的。
红色的梦，是嘎然而止的梦。这里的红，与政治并没有丝毫的关系。但它足可以让你面对眼前的道路望而却步，甚至越不得雷池半步！
杜平兄实现了曾经的梦想，老天却给了他人生的句号；老天把不属于我的藏起来，却给了我继续在梦想中历经磨难的未来和空间。
大学梦在红色的警告中定格，我如同一个丧失视力的摸象者一样，精明的听力让我判断出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我的耳畔再次回响着老师曾经对我说的那句话：“华生，以你的才气足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于是，我想到了巴金，想到了高尔基，甚至想到了华罗庚……
他们因为种种的缘故，都没有吃过大学生食堂的饭菜，却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抑或数学家。
杜平兄在湘潭大学给我寄来一大摞重新出版的名著：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另外在一封信中附了他写给我的一首短诗：
“且莫要
对任何人
抱丝毫的幻想；
收起来
把最后一滴眼泪
当成
玩笑一场
……”
我含着眼泪、但的确很不服气地给杜平兄回了一首短诗：
“久卧病床睡春秋，
呕心沥血欲何求？
莫道我在宫庭外，
深水鲛龙吞绿舟！”
不管怎样，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一座高峰都是自己攀登上去的，没有人会把你抱上来。
我再次重温起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是未来的我，却只能像高尔基那样在寂寞的海边，听着海浪的悲呛，躲在一只残破的小舢板下，孤独地哭诉着我的《童年》。
严格地说，我的作家梦其实萌芽得更早些。它的原动力是因为一个女孩，一个我爱得死去活来，直到她死去也没有听到‘我爱你’、我的自以为是的初恋。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所谓的初恋，应该说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学生年代少男少女懵懂中的那种“比友情多，比爱情少”的情愫。
我是一个早熟的男儿，我的注意力总是集焦在长得漂亮或与众不同的女同学身上。这或许是上苍赐予我的最原始的文学冲动。所谓 ‘不才不色，不色不才’或许就是如此。
12岁那年，我在一个夏夜经历了一件似梦非梦的怪事。
和所有江南人的习俗一样，吃罢晚饭我便和左邻右舍一样，在屋子外面乘凉。到午夜的时候，便把竹床搬到了堂屋里头，我的头朝着洞开的大门，脚直指堂屋里的柴火灶灶口。在迷迷糊糊就要入睡的时候，仿仿佛佛中老是觉得有个人在脚前的灶门口立着，我微微睁开迷糊的双眼，只见一个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线方格子的女孩，头上扎一根辫子，在灶口处向我看着。我不以为然地把它当作幻觉，本能地伸出右脚蹬了过去，然后依旧闭上眼睛地去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全是那女孩的模样。我本能地睁开眼睛，只见女孩已然从灶口游离到了自己的脚前。我害怕地拚命用双腿蹬去，女孩忽地消失了。这时，我已经恐怖到了极点，却仍旧怀疑到底是不是幻觉，我有意识地把眼睛闭上然后迅速睁开，女孩已然立在了我的胸前。我歇斯底里地扬起双手挥将过去，然后逃也似地冲向里屋，钻到母亲的床上，惊恐万分地紧紧搂住母亲……
第二天，我在xx市一中办完入学注册手续，然后从胸前掏出一份体温尚存的决心书，恭恭敬敬地交给班主任老师。老师疑惑地望着我，问道：
“决心书的文章和字是你自己写的？”
我有点怯意却又很自豪地点了点头。
老师喜形于色地对我说：
“那好！入学的第一期黑板报就交给你了！”
我从老师的手里接过一大叠决心书，一篇热情洋溢的决心书的标题赫然映入我的眼帘：“把青春和鲜血融入那灿烂的朝霞”。我被作者的才气惊呆了！心里暗暗地想:这是一个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才气和胸怀吗？
我迫不及待地察看署名--范春明。
我把这篇文章被刊登在第一期黑板报上，穷尽粉笔中的所有颜色，将其名字浓墨重彩。
这时，有同学对我说：是的，这是个真的很漂亮的同学！
我对此并不以为然。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见到春明时，竟是个女生！她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线方格子的衬衫，头上甩摆着乌黑闪亮的长辫子，单凤眼，眸子里秋光闪烁，很迷人也很寒人。
我禁不住地打了一个冷颤，冷颤中有一种从未谋面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
再后来，我们便有了许多哭笑不得的故事。
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在家里偷偷地抽着父亲自己卷的烟，被另外一个同学发现并向老师举告发。于是，便有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帮教会。由全班同学帮教身为连长兼排长的我，帮教会的情景可想而知：没有人敢胆大包天地上台批判我。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春明摇摆着两条长辫走上台来，咬牙切齿地批判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干部队伍中的败类。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居然对春明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是她的大胆？还是那咬牙切齿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阔论？我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现在我总算明白了：男人是很溅的，他中意的女人如果不理睬他，那么他会很失落；倘若他被自己喜欢的女人骂上一句‘小样’，他会骨头酥酥地获得一种幸福的快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面临着高中毕业。我开始筹划组建“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我把几个男同学拖到了战斗队行业，还准备邀请几个感觉不错的班干部女生加入。
离高中毕业的时刻越来越近，我的“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还是没有组建起来，除了几个死党外，没有其它男同学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更别说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同学了。
我顾不上脸面，下着狠心带了几个死党，到一个一个平素从不讲话的班干部女生家中家访，给她们做思想动员工作，希望她们能够加入“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大家一起携手并肩开创农村新天地。
我们先后走访了团支书和文娱委员，她们的家长个个都投给我们惊讶和不信认的眼光。任凭我们伶牙俐齿，结果没有一个女生接受我们的邀请。
可怜兮兮加上狼狈不堪的我们，最后决定到春明的家里去。
当春明打开房门的时候，她竟然“啊”了一声。
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大张旗鼓地到她的家里来。
春明的家很小，不足十平方米。一字型的摆着两张床，然后就是一张两屉书桌，靠书桌的正墙上是两个镶有许多照片的像框，我和其它同学就挤挤攘攘地坐在几乎没有了空间的房间里。
她的爸妈不在家，比她小十岁的弟弟正在家里做作业。春明给我们泡上茶，然后起身向屋外走去，我们心里明白：她是出去给我们买点心去的。
大伙闲得无聊，海阔天空的胡扯着。
有个死党瞟了瞟正在做作业的春明的弟弟，然后很无聊很不怀好意地指着我对春明的弟弟说：
“知道么？这是你姐夫哥李华生。”
“扯谎！”弟弟一本正经、很认真地说：“他们都说李华生又矮又黑的。”
随之，大家发出一阵很无聊很满足的哄堂大笑。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对春明轮番游说，一个个把“新青年” 上山下乡战斗队说得天花乱坠，把未来描绘得海阔天空。直到口干舌燥，她就是一声不吭。
最后，春明对我扔下一句话：“我是不会和你下到一起的！”
1975年3月17日，那是一个特别悲壮的场面，万人欢送会场上人山人海，欢呼声和悲嚎声响成一片，我就要登上上山下乡的解放牌大卡车。
在前来送行的亲人和朋友的簇拥下，我看见了泪眼婆娑、远远地站在一边默默注视着我的范春明。
我拨开簇拥的人群向秋走去，她默默无语地把一枝“永久牌”钢笔插进了我的中山装的上方口袋，又将一个精美的塑料日记本放到我的中山装的下方口袋，然后憋着难以表答的千言万语，仍旧默默地凝视着我，我看见眼泪花儿在春明的眼眶里扑闪扑闪着，我掏出手绢想要替她把泪珠擦干，她一把拿过我的手绢自己擦拭着。悠悠地与我对视了许久，然后把手绢揣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我知道她的眼神里充满着无穷的深情和万千的期待。我从军用黄挎包里取出一叠足有十七页文稿纸的诗歌，告诉她：这是你喜欢的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我抄了七天七夜，在走之前送给你。
接着，我头也不回的大踏步地登上了送我远行的上山下乡专车。
二个多月后，我在异地他乡收到了从另一个异地他乡寄来的信。
“华生同学：
你好！
见字如面。
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都已奔赴到我们各自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都没有违背高中毕业时的诺言，惭愧的是我没有接受你和宜君、彦怡、立栋的相邀，组建独立的知青小组奔赴祖国更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也没有和你同时登上上山下乡的卡车一起奔赴农村。我后来打听到了，如果我3月17号和你一起走的话，我会下放到和你一个公社的四斗大队，因为我们玻璃厂的子女都下到那儿。
我在你走了一个月后，下放到了澧县彭家厂人民公社的齐心大队。我为什么没有接受你和宜君、彦怡、立栋的相邀？为什么没有3月17号和你们第一批的一起走？其实我就是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回忆金色的学生时代，有太多的美好故事，也有太多的无奈和教训。你和我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我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组长，但我要求入团的上进心一刻也没有中止过。你那么优秀能干，字写得那么好，文章也写得很美。可结果团组织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为什么？还不就是同学们老拿我们当笑话，影响了我们的进步？
我不能再因为我的原因，而影响你的进步，也不能因为我在你的身边，影响你的才气的充分发挥。总之是为了你好，我的用苦良心，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我们这里挺好，贫下中农很关心和爱护我们。我今天给你写信，是因为我们在收割油菜籽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镰刀割在了小腿上，还流了很多的血。贫下中农看到后，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院包扎。不管我怎样要求，他们就是不让我出工。一个人在宿舍里很寂寞，非常想念远方的学友，于是，就提起笔来给你写信。
…… …… ……
华生，你还写诗吧？我是很喜欢你写的诗的，而且还喜欢听你的朗诵。你和宜君写的话剧《志在四方》，同学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衷心地期望你继续写下去，在广阔天地里，写出像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优秀的作品来。你是能够做到的！
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
同学：范春明
于澧县彭家公社齐心大队
1975年5月28日”
难怪她不接受我的邀请，难怪从她家里出来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说上那么一句话，也难怪她孤身一人下放到澧县都不随第一批来石门，原来是她有那么多的顾忌。
拒绝我却是一切都为了我好？我越想越想不明白：女人就像一本读不懂的书，明明心神向往的东西，却总是故作矜持而显得漠视；明明是长久渴望的美好，却又背过身去选择漫不经心；明明喜欢着一个人，却偏偏用伤害予以解读。学生时代的那点破事，为什么总是要困扰我们的憧憬与追求？不就是小河边的漫步被同学告发，草坪上的昵喃被老师知晓？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嘛，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也才刚刚到了入团年龄，你要团支部怎么关注我们？
我实在弄不清春明的那些莫名其妙和胡思乱想。我最关心最忧虑的是她的小腿怎样了，流了那么多的血，伤口大不大？到底有没有缝针……
知青点的蒋队长用镰刀捅了捅我的屁股：“发什么楞？”
我“哦”了一声，收割菜籽的镰刀却砍在了自己的小腿上。我望着鲜血直涌的小腿，苦涩地摇了摇头：一切都是劫数，一切都是宿命。
再后来，我在湘西的大山里当上了电影放映员，她在澧阳平原成为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她在信中称我放映员同志，我在信中叫她尊敬的园丁。我们绕着弯儿在情海里荡漾，字里行间却找不出一个哪怕是写错了或者心慌意乱涂抹过的爱字。
直到1977年的农历腊月廿八，我从乡下回到故土，便急急忙忙地放下一担从生产队分来的糯米鱼肉和采买来的乡下土鸡，并从蔸里拿出生产队年终分红的八十多元钱，一齐交到了母亲的手里，然后心急火燎地踩着一辆准姐夫的凤凰126型自行车，径直出了家门。
我从羊湖口一直骑向小渡口，这是市区最大的直径:七里零三分。我渴望着与春明的不期而遇，我的第六感觉显然是准确的。在这七里零三分的土地上，我和她迎面碰到了两次，结果又灰溜溜地两次逃之夭夭。直到第三次直面于无路可逃的小巷里，我涨红着脸、跌跌撞撞地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春明的身边有两个女知青战友，见此情况很“懂味”的就走开了，只留下我和她尴尬的对视着。那天虽是冬末，其实还是很暖洋洋的，我很是莫名其妙的盯着她身上那件臃肿得令人诧异的小花棉袄欲言又止。
春明窘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说：“过两天我到你家，正月初二你到我家里来。”
然后，她便逃也似的追赶那两个女知青战友去了。
那一天是腊月廿十八，我始终没弄明白：过两天究竟是啥意思？我情商很低，搞不清楚大年三十是全家团圆，而正月初二是姑爷拜门的日子。
大年三十，我鬼使神差地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坐上了从津市到石门的头班车，去为贫下中农放电影。
大年三十的晚上家家炊烟缭绕，户户灯火通明，喜庆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没有人来看我的电影。
我在知青点昏黄的煤油灯下点燃一堆松树。在熊熊的大火和昏暗的灯光下，我把信纸放在膝盖上为秋写信。那晚，我感觉到思绪良多，愁情万千：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独自坐在火旁。情系远方的战友，思念可爱的故乡......”
写罢书信，倾尽了对春明的情怀。我在百无聊赖中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的世界一片黑暗。夜雁在黑幕里不时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哀鸣，远山的那片乱坟岗里磷光闪烁，山里人说那是死人灵魂出窍的鬼火，我禁不住毛骨悚然。一种不祥的感觉掠上心头。
我实在无法忍受黑夜的煎熬，孑然一身的直向公社邮电所的那个邮筒奔去，迫不及待地把信寄向春明执教的那间乡村小学。结果，春明还是没能看到这封信，因为她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过罢春节后的一个月，知青战友们或蹲或坐的在知青点的禾场上吃着午饭。战友们相互打趣嘻闹着，或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三套车》之类的“黄色歌曲”；或乱点鸳鸯谱的胡诌黄色笑话。当战友们津津乐道地朗诵着她写给我的信时，隔壁四斗大队知青点的一位女知青吃惊地问道：
“你们不知道范春明早就死了么？”
我居然不以为然的仍旧笑着。
后来，带队的方和贵队长告诉我：她真的死了。是春节前在大队吃了棉油蛋炒饭导致的食物中毒，回到津市后又被医院误诊为伤寒死的。
我幡然醒悟，原来那天穿着棉衣棉裤的她竟已是病魔缠身！我竟在大年三十弃她而去！我病倒了，整整一个月一病不起。
学友把春明留给我的遗物转交给了我：那是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和一幅她在年前国庆节的18岁生日照片。
我抚摸着已经绉巴巴的《少女与死神》诗笺，然后痛苦地击打着自己的脑袋，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要送给她《少女与死神》！”
书台上端放着春明的照片，这是一张放大了的四寸黑白照片:
春明穿着一件白底上印有黑线方格子的衬衣，胸前拥着一束洁白的月季花。她似是剪了头发，原来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照片上被束着的不长的辫子，给人一种活力和清新的感觉。她的丹凤眼微睁，给人深情款款。她的薄薄而微启的嘴唇，亲吻着月季花的花蕊，让人享受着甜蜜和温馨。
我把照片翻过来，拿起笔，在照片背面填上一首词：
“为君胸间月季，
痴迷。
花是女儿美，
天生一对秋水眼，
鹅眉更动人。
体巧若似百灵，
娇柔。
风流倾九州，
离却芳草难进酒，
狂夫相思愁。”
题罢词，我有着一种发泄后的轻松。看着照片上的女孩，蓦地想起了读初中一年级时，在那个夏夜之梦里与她的遭遇。六年过去了，春明却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我的初恋，一个在黄色的青春梦幻里，生活告诉我：你还要再等等。
但是，因为这个黄色的梦幻，因为这个梦幻中那句“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的嘱托，命运注定我从此为一个女人的期待而活着。
...... ......
1993年的仲秋前夕，我孑然一身地来到了广东xx，继续践行一个女人期待的梦想。
一到惠州，我便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没有钱可以裹腹，没有文凭可以就业，没有足以让人眼前一亮的形象可以赢得青睐。我陷入了空前的狼狈与自卑。
我有时也莫名其妙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到xx？在这片举目无亲的土地上，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
我不属于“孔雀东南飞”的那种类型，也不是天鹅。我带着“旱鸭子”尚未脱胎换骨的原始本能，没有选择地把自己置身于大海，因此我尝尽了“苦海无涯”的全部辛酸。
搭乘着“宏观调控”的头班车，来到因“泡沫经济”而超常规发展的xx，目送着“房地产热”带给惠州的一切美好绝尘而去。我从来到海边的第一天起，便与这座城市承载起“宏观调控”的飓风带来的所有苦难。伴着惆怅的迷茫，在“甜酸苦辣咸”、唯独没有一丝甜意的“五味瓶”里，我浸泡了整整21年。
也许是山重水复，也许是阴差阳错，我原本旱鸭子，却自视天鹅地来到了水深莫测的沿海xx。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无奈，我居然蛰伏于才子佳人云集的惠州，以文化人的身份丢人现眼若干年！我在以非官方的御用之笔养家活口的同时，完成了《开放的南国》、《又见艳阳天》、《永远的红烛》和《罗浮医话》、《纪实xx》等多部著作。数百万字的作品，使这个原本于我不屑、且云集着才子佳人的城市有了我赖以苟延残喘的一席之地。
从一个市级作家到省级作家，再到国家级的报告文学作家，我在玩世不恭和委曲求全中完成了叛逆，在叛逆中，我践行了一个女人对我的期待。
“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短短的十三个字，熬白了我满头的华发，那个早已远去的魂灵当可告慰。
我曾经在传说无数的惠州西湖，默然地伫立在苏东坡的墓前，抚摸着王xx那早已冰凉的石碑，我懂得了爱情的真正要义。面对着千年沉睡的情侣，解读他们颠沛流离的人生，品味他们千古不死的情爱，再回首去品一品那“比友情多、比爱情少”的滋味。我把自己情爱的真空赐予一个原本无爱的灵魂。我掬起一捧湛蓝的海水，品尝到了海水真的又苦又咸。我把海水祭洒在苏公的墓前，让苦难成为千古。
这是一个蓝色的梦，她凸显着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寓示着这个梦想的辽阔，充满着可以无限延伸的人生。
三个梦，三种色彩，终归为红黄蓝三原色。没有任何色彩可以调出三原色，而三原色可以演绎缤纷多彩的整个世界。
就人生而言，当我们行走在十字路口，面对红灯骤起，你当停下脚步；黄灯闪烁时，你须左顾右盼等一等；绿灯映入眼帘，你当毫不犹豫地朝着即定目标，一往无前地向前狂奔。这就是人生！
请记住红、黄、绿，这是生命的三原色。
请记住红、黄、蓝，这是梦幻艺术的三原色。是可以演绎精彩人生和整个世界的三原色。愿三原色赐给同学们一个美妙的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