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文物保护中心位于莫高窟，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于1992年2月开工，1994年3月落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友好的象征。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保护敦煌石窟的措施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至今，为敦煌研究事业奉献49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利用，感到很为难：一面要让更多游客观看、一面是承载量有限，如何平衡，着实难解。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现实的情况是游客越来越多，现在旺季游客数量经常在每天5千人以上，“有时候6千、7千向上冒，去年十一黄金周有两天甚至超过了1万人，看着这个数字，我心里真的直打鼓。”樊锦诗说。有人不解，游客的增加可以为敦煌莫高窟带来更多的门票收入，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樊锦诗为何还不乐意。“送钱来，我当然高兴，但是我不能为了钱不顾敦煌的安全啊，知道么，这是个矛盾。”在樊锦诗看来，游客过量对敦煌壁画和洞窟的伤害并不能马上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一年两年也不容易发觉，但时间长了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拿出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仔细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在颜色等方面就会有细微的变化。敦煌莫高窟的洞穴一般比较小，大的才20平方米左右，小的甚至只有几平方米，游客的增多，带来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不断变化，都会影响壁画和洞窟。为了保护，樊锦诗甚至抵制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樊锦诗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相关部门甚至提出了要将敦煌莫高窟上市，进行充分的市场开发;还有部门甚至提出意见，将敦煌莫高窟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开，等等。
但是在樊锦诗的努力之下，这些方案和建议都被有惊无险地破解了。“这是绝对不能上市的，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就没有上市的;我们国家也是有规定的，《文物法》修改后，也有规定，文化遗产不能用于经营，因为一旦进入市场，就会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到时候何谈保护。”但是并不是说，为了保护敦煌，就不允许游客观看。经过仔细测算和研究，樊锦诗认为莫高窟每天接待3千游客是最合理的数值。超过这个数量，对于洞窟和壁画等就会有伤害。但考虑到地方政府要发展，樊锦诗迟迟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数据，但是她明确告诉记者，“这个数字我是一定要向外公布的，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尽量保护敦煌这个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樊锦诗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在洞窟里安装从美国进口的最先进传感器，随时测算洞窟内的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一旦超标，马上关闭，让这些洞窟能够得到必要的休息。
为了减轻洞窟和壁画的压力，目前莫高窟还在修建数字的游客中心，让游客可以通过球幕等立体、三维图形观看莫高窟的洞窟和壁画，在开放洞窟的同时，分流游客。这个项目将于20xx年底完工。“到时候，一天最多就可以接待6千游客。”“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全世界就一个敦煌，她不能超负荷运转，这样很不利于保护，是要完蛋的，为了让她能够持久地利用，同时留给子孙后代，我们要适度保护。
敦煌石窟的文物历史
敦煌自西汉起即为西域重镇，"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得中国和中亚及西方诸国的商业、文化交流得以发展，佛教和佛教艺术即是循此路线，经敦煌传入中国的。公元四世纪，中原战火不断，河西地区则相对安定;因此，从内地去的僧人在此开始了石窟的营建。公元六世纪末，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分裂，同时也加强了对西北的经营。由于隋朝的皇帝都崇奉佛教，所以尽管只有短短的37年，但莫高窟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仅至武周圣历元年 (公元698年)，即已有"窟室一千余"。五代时期及宋代，河西地区相对稳定，当地统治者及僧、民又开凿了许多洞窟，并对前代洞窟进行了全面维修。西夏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开凿洞窟，仅是对以前的石窟加以改建或修补。元代，密宗佛教盛行，所以期间开凿的石窟均带有密宗色彩。此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沉寂，敦煌失去了其重要地位，石窟的开凿也趋于停止。在吐鲁番统治时期(公元 1516--1720xx年)，莫高窟，尤其是窟内塑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本世纪初，帝国主义者的巧取豪夺，使莫高窟又一次遭受了浩劫。按照开凿时间划分，十六国及北朝初期是洞窟的开凿前期，保存至今的共有40窟，形制分为供僧人居住、修禅的禅窟，带中方柱的塔庙式窟和方形平面的佛堂式窟三种。窟顶前部为人字披，并画出木结构和卷草形式;后部为平顶，也绘有木结构形式，并缀以飞天等图纹;四壁绘有表现佛教题材的壁画。这一时期的塑像，本尊以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为主，组合一般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罗汉、二菩萨，一佛、二天王，也有个别是单独一躯佛或弥勒像的。 佛像躯体健壮，面相丰满，鼻梁高隆直抵额际。佛像身着偏袒右肩式或通肩式土红色僧伽梨，但过分强调了衣饰的装饰色彩，仅在细节上有一些现实性手法。虽然佛和菩萨都来自异域，而且造型比例及衣着等都有严格规定，但中国的雕塑工匠依然在尊重这些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审美情趣，将他们巧妙地本地化，使其在原有的犍陀罗艺术风采外，带有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形象。在北朝后期，佛像的造型趋于更加丰腴浑厚，面相圆润俊秀，修眉细目，面带微笑，具有相当的人性化。由于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属玉门系砾岩，极其粗松，便于开凿洞窟但不宜于雕造佛像，因此，泥塑在敦煌石窟中占主要地位，但形式上仍未摆脱洞窟石雕、摩岩造像的格式。此时期石窟的代表为第267-271窟、275窟、259窟、285窟等。
敦煌艺术的鼎盛时期，开凿的洞窟数以千计，仅保存至今的就有298个。隋朝的洞窟，在形制上承袭了北朝的前后结构，但龛略深，置一佛、二罗汉(迦叶、阿难)、二菩萨，有的还有天王和力士形象。由于龛室的加深，罗汉及菩萨像已经不再都是贴壁的"高浮雕"，而多是脱离壁面的"圆雕"了，尺寸也有所加大，造型更趋世俗化，但雕塑艺术中的立体造型手段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此时期的代表为第206窟。唐朝的洞窟多为正方覆斗状顶的殿堂式，后壁开一大龛，深宏如厅堂，中置须弥坛，上设佛像。塑像组群一般为一佛、二罗汉、二菩萨、二供养天、二天王(天王足下蹋有小鬼)、二力士。佛居于中心位置，女性成分明显，体态丰腴，面容慈祥，结跏趺座;头梳螺髻，手作说法印或无畏印，身着土红色通肩式袈裟，袒胸覆足，衣摺线条流畅优美，尤其是下摆摺纹生动刻划出丝织袈裟的柔软光滑并透露出衣饰下的肌体美，使塑像的内在与外涵得以完美统一，充分显现了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组群中的其他形象也各具特色:菩萨、供养天均为少女形象，温柔典雅，显得既妩媚艳丽而又高贵、不容亵渎;罗汉像为一老一少，即迦叶和阿难，生活气息浓厚形貌和性格特征显著多样;天王像孔武有力、盔甲严整，力士像凶猛暴烈、肌肉鼓突，都表现出一种力量的美。这些雕像虽然各有特色，但却准确地统一在一个鲜明的题材下，丝毫不显杂乱。此时期的雕像，普遍进行了彩色金箔妆銮，被称为"彩塑"，与周围斑斓的壁画一起，构成了奇妙的艺术场景。这时期的代表为第322、220、328、46、45、130、194、225、158等窟。
由于"丝绸之路"趋于冷落，敦煌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日渐冷落，而且在艺术水平上并无长足改进，甚至显得僵硬空虚。持续至明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地处内陆的敦煌失去了往日的兴盛，开窟活动也逐渐终止了。现存的此时期洞窟有145个。敦煌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即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并逐渐演化为印度犍陀罗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原文化三大文化的汇合地。敦煌石窟系统地保存了从十六国到元代近千年间佛教塑像的发展序列，和敦煌壁画、敦煌文物一起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敦煌学。因此，敦煌不仅是中国艺术的宝库，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