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
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
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
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
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
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
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
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
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
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
“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
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
家庭当作****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
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
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
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
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
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
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
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
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
（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
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
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
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
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
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
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
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
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
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
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
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
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
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
夫的长篇小说上
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
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
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
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
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
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
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
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
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
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
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
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
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
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
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
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工作。
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和翻译方
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